萬歷十九年春，范禮安和日本使團受到豐臣秀吉的接見時，日本國內反對天主教會的人堅決地認為范禮安的使節團是假冒的，并說范禮安根本沒有離開過日本，豐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禮安立刻返國。

從此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

“此事卻是新奇。”

朱翊鈞故作鎮定地開口道，

“朕倒想見一見這位帶領倭國使團游歷歐羅巴的傳教士。”

“倭國使團滯留我中國，朕本就應派鴻臚寺、主客司或四夷館前去接待，如此方不失我天朝大國之威嚴。”

朱翊鈞的想法是這樣的，派鴻臚寺、主客司或四夷館去澳門，就是把接見傳教士提升到了外交的高度。

一旦涉及了外交，無論是李太后還是廣東地方官員，都不好隨意插手阻擾。

何況萬歷十六年的豐臣秀吉還在為了完全統一日本而四處奔忙，就算是想以此為借口提前伐明，客觀條件也不成熟。

再者，歷史上的大友宗麟之死的確是此后日本日漸閉關鎖國的原因之一，但真正隔斷日本與西方往來的罪魁禍首卻是后來的德川幕府。

豐臣秀吉對天主教徒的更進一步的大肆迫害實際開始于萬歷二十四年的圣菲利浦號事件之后，而在萬歷十六年的眼下，日本與外界的貿易往來實則并未受到嚴格限制。

如果豐臣秀吉要伐明，那他肯定也需要一定的財政積累。

所以豐臣秀吉需要日本長崎，他不是德川幕府，會趁著明朝虛弱之時頒布“鎖國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貿易，以此切斷中國白銀流入的最大渠道。

與德川幕府比起來，豐臣秀吉的心態還是相當開放的。

朱翊鈞相當確信，倘或豐臣秀吉真正實現了他的伐明野心，他絕不會像后來的德川幕府那般閉關鎖國。

豐臣秀吉反倒可能更像蒙古人，對西方文明充滿了居高臨下的包容，要不是他死得太早，日本人民能提前幸福四百年。

也不必非要美國人攙著他們繞上那么大一圈的彎路了。

李太后看出皇帝是非要見一見那耶穌會的傳教士不可，覺得再勸下去，也尋不出甚么正當的理由，反倒會適得其反，于是只能叮囑道，

“皇上見歸見，賞賜一些東西也無妨，但洋人要是開口要免稅，卻是萬萬不能答應的。”

朱翊鈞點頭笑道，

“這是自然。”

朱翊镠悠悠道，

“老娘娘安心，臣料想那些洋人也不敢同皇上開這口，自隆慶開關以來，我大明之絲綢、瓷器與茶葉遠銷海外。”

“歐羅巴諸國國民因受蠻夷統治已久，粗陋淺薄，從未見過這般精美華貴之物，我大明作為精品產銷之地，自是飽受歐羅巴諸國關注。”

“這洋人要敢開口免稅，大不了咱們不賣給這國人，看他們還能拿甚么去賺錢。”

朱翊镠雖然是一副“原是洋人求著咱們”的清朝心態，但朱翊鈞知道，他的話在晚明的歷史背景下的確是成立的。

歷史上因為中國產品的大量外銷，在歐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國熱”，這股熱潮最終在十八世紀上半葉達到頂峰。

那時的歐洲諸國還沒完全進化成列強，中國也沒完全淪落成一個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對象。

十八世紀的中華帝國在經過傳教士的不斷記錄與報導后，以最理想的形式與形象被介紹到歐洲，其國際形象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與高度文明的大帝國。

中國特產大量進入歐洲之后，很快因為其精良的工藝與優良的品質成為上流社會顯示財富的奢侈品。

中國茶葉被上流社會當成包治百病的良藥，中國瓷器被視為“東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宮和貴族的客廳里才能看到。

中國的上等絲綢也受到歐洲皇室的極大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