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為了海上貿易的航線壟斷。

而非像晚清那時一般，對殖民地用上諸如傾銷、入侵、屠殺等種種殘酷手段。

所以朱翊鈞對與英國合作的前景還是相當看好的。

大明水師的弱點只是在于晚明的幾位皇帝根本不懂甚么是殖民擴張。

把像林道乾、鄭芝龍那樣的聰明人都趕到國外當“外國人”去了，留下轄域內的一群農民，還喜滋滋地覺得這叫“老實、本分、好統治”。

結果“老實農民”里面偏偏就出了張獻忠和李自成。

深受近代史影響的朱翊鈞痛定思痛，覺得只要自己有這個觀念、有這個毅力去發展海外殖民，其余無論是裝備還是造船技術，都是可以迎頭趕上的。

趁著大家都還沒變成帝國主義，趕緊讓萬歷十六年的大明跟著西方國家分吃一番大航海的時代紅利罷。

就在朱翊鈞在心里為大明水師展望美好未來的時候，李太后又開口了，

“皇上有分寸就好，沿海百姓的負擔太重，平常替朝廷維持衛所、水寨、巡檢司就已是力不從心。”

一遇上實際問題，李太后有時還是會試著說真話的，

“皇上若是要借洋人水師，那募兵又得從沿海百姓里頭去招募，水兵的待遇又是一向得低。”

“倘或是為了拱衛遼東、登萊那幾處要緊關隘也就罷了，要是僅為了幫洋人打仗，那就太不值當了。”

朱翊鈞聞言便點了點頭，李太后說得也是晚明海防問題的客觀事實。

明朝初年的時候，全國沿海置衛所、建水寨，派重兵戍守，水師軍士有敵則戰，無敵則耕，糧餉充足，海防亦趨穩固。

水寨的作用主要在于聯防能力，可以根據進犯之敵的騷擾路線采取相應措施，從而有效打擊海上進犯之敵。

一旦倭寇進犯，遠處見烽堠報警，近海有水寨的防御，沿海巡檢司進行盤查，上岸則衛所水軍圍追堵截，從而在沿海地區形成一道嚴密的防線。

這種統一指揮與分區守備，機動巡剿與近岸殲敵相結合的海防體制，在明朝被稱為“巡洋會哨制度”。

但是到了晚明，海禁逐漸松弛之后，巡洋會哨制度便逐漸產生了一系列弊端。

明前期的沿海巡哨軍原本以衛所旗軍為主體，雖有召募，但僅為少數，且不成經制，多是臨事而發，事罷裁汰。

而正統以后，隨著屯田制的破壞，以世襲軍戶制度為基礎的衛所制也日益消耗，沿海衛所旗軍亦多有逃亡。

一些軍官為了得到缺額的軍糧，對逃亡者多敷衍塞責，有的甚至索取賄賂，放任軍士離去，以致逃亡者的數量愈來愈多。

類似的衛所體制衰退，在明朝各地都有發生，迫使朝廷在水師上也開始用募兵制作為補充手段。

但因為明朝的經濟一直處于蕭條狀態，朝廷也不可能長期維持大規模的募兵數量。

在土地依然用于維系衛所制前提下，數額不多的糧餉是征募部隊的唯一犒賞。

而且由于水軍兵種的特殊化，為了斷絕地方上的利益紐帶，朝廷又規定所招募的部隊都必須到異鄉服役。

比如將相對內陸的山區壯丁，雇傭到沿海地區作戰；又將廣東沿海的海員，招募到福建去對付倭寇。

在戚繼光的戚家軍成功的同時，各種類似維系模式的軍隊，成為了明朝控制沿海的中堅，但其中的絕大部分，又根本無法獲得戚家軍才有的待遇。

譬如俞大猷平定的那場柘林水兵兵變，就是因為水兵不滿于軍中待遇低下，這才在接到俞大猷的北上調令后，立刻決定發起嘩變。

到了萬歷一朝，這種情況在東南沿海地區變得極為突出。

沿海各省地方供給水軍士兵的糧餉，原是出自兩稅征解麥米、漁稅、商稅、屯糧、鹽利、課鈔等地方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