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過閘的問題也時常發生，雖屢有治河名臣，但漕運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鈞支持海運，他知道除了海運，能解決北京吸血問題的方法就只剩下遷都。

而在遼東問題解決之前，遷都可謂是傷筋動骨，所費心力恐怕要比海運大得多。

另外一點，就是朱翊鈞他自己的一點私心。

他總覺得大明的政治狀況要比元清好上那么一點。

元朝和清朝只愿年年治河而不愿開通海運的道理是很明顯的。

因為治河用的人力是漢人，漕運被剝削的也是漢人。

而統治階層和官吏們所謂的治河，也只是看看圖紙、動動嘴皮，再寫幾道折子就算大功告成，他們自然不愿意費心冒險地去另外開通海運。

所以當朱翊鈞聽到張誠如此理所當然地把晚明的狀況和元末聯系到一起時，他心里是震動甚至是有一點驚恐的。

蒙元就是亡于運河漕運啊，黃河可挑天下反，這理應是大明所有人的共識才是啊。

張誠似乎瞧出了皇帝心里的嘀咕，只是笑道，

“皇爺可還記得先帝爺在時，高拱與張居正之間的‘膠萊河海運之議’？”

“膠萊河”是元明時代的一個專有名詞。

如果要在中國進行南北長途海運，則必然要繞過山東半島。

而山東半島“成山角”一帶的地理環境卻對海運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為了避開這一帶的風險，元人曾經嘗試開鑿一條南連膠州灣、北接萊州灣的人工水道，即“膠萊運河”，但終因勞費不貲而未能完工。

可到了晚明，由于漕運代價巨大，膠萊河成為晚明議論海運者所必講的話題。

如果膠萊河可以通航，則必將大大縮短南北運輸的時間，同時還能避開“成山角”的阻礙，是開通海運以代漕運的不二良方。

而這一良方久久不能施行，就是因為晚明的政治斗爭太過錯綜復雜，各種勢力在海運漕運之爭中糾纏不休，以致膠萊河計劃屢屢擱淺。

在朱翊鈞穿越成萬歷皇帝前，明穆宗時期就已經出現重開海運的爭議。

當時黃河改道頻繁，洪災不斷，其中徐州至沛縣一帶是重災區，運河河道的會通河段也受到嚴重影響，導致嚴重淤塞。

其時漕督、總兵官等治河不利，紛紛獲罪，漕河危機成為朝廷上下關注的焦點。

而就在此時，曾在隆慶元年因受徐階心腹胡應嘉、歐陽一敬攻訐退休還鄉的高拱，在張居正等人的奏請下復歸朝政，任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

當時的內閣首輔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故高拱以明穆宗心腹的身份實際上把持了大政方針的決策權，于是他提出了重開膠萊運河的議案。

但高拱的提議遭到了梁夢龍、王宗沐二人的強烈反對，理由是認為倉促開鑿新河難以在短時間內成功。

而梁夢龍、王宗沐二人作為山東的地方官吏，其真實想法卻是維護本省利益。

因為開鑿新河必然耗費地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登州、萊州、青州三府之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

他二人還因此專門致信當時的山東籍官員兵部右侍郎谷中虛，請求其在參與朝政決策的時候明確提出反對意見，打消此動議。

這尚且只是山東一省，倘或考慮到其他漕運既得利益者，則持不同政見的聲音必然更多。

即便是身居內閣首輔的高位的高拱，提出的方案在威脅到地方利益的時候，也會受到各種勢力的阻撓。

除了地方官員，當時反對高拱膠萊河提案的還有張居正。

那時的張居正希望削弱高拱的影響力，增加自身的政治砝碼，故而與王宗沐等人的訴求一拍即合。

于是張居正便巧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