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笑了一笑，先在話里給自己留了條后路，

“奴婢原是陜西人，未曾親歷我朝漕糧轉運，不過奴婢在內書堂時，嘗聽翰林說起前元舊事。”

“古人云，‘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前元故事而觀，以海運替漕運，實在恐非易事。”

朱翊鈞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當年的高瞻遠矚。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這里。

雖然二人都是農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種人，所以他從來不指責妥歡帖木兒強征民工開鑿河道。

因為他知道他會當皇帝，他當了皇帝也一樣會鑿河道，即使他不鑿，他的子孫也一定會像妥歡帖木兒那時一樣去征民工、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歸起兵，挖統治階級墻角這種事他是從來不做的。

所以后來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沒覺得有甚么不對。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實誠得有些“愚”了。

像“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這種空話，說了也就說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個是“真宋”、哪個是“真龍”。

李自成倒好，一張口就是“闖王來了不納糧”，這一“不納糧”，直接就把統治階級的根子給挖了，百姓不納糧怎么去供他一個農民皇帝？

就像后世民國政府給溥儀以“優待條件”遜位，一個是欺君，一個是欺民，都是敗史。

都是先造了一個大局面，教人盼著它敗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斷芭蕉，真成了勢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義。

農民打天下和農民起義當然是不同的。

打來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換了另一家另一姓，這換上去的那一家便盡可以奚落前者，借鑒前者，把前者的難處時不時地拿出來評判評判。

雖然本質都是一樣的內核，可一樣的事情換到了他人頭上，評判起來就不算丟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鈞道，

“好，蒙元故事總有警醒之用，你且說便是。”

張誠笑了笑，開口即道，

“據奴婢聽聞，其實昔年忽必烈在時，即有丞相伯顏上呈開通膠萊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產，只有南糧北調，才可維持元大都城中一應開支。”

“而蒙元時，黃河數次改道，多股支流并入一支匯入淮河，洪災泛濫，黃河下游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會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壞力嚴重。”

“依理而言，伯顏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應擊節叫好，無有不應，可膠萊河海運之議，終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

“蒙古人說膠萊河工程浩大，費用繁多，倘或開工建設運河，必然要由山東地方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

“而僅以山東一省之力，于如此規模的工程而言，只是杯水車薪，因此當時就任山東的蒙元官員頻頻推搪塞責，以致膠萊河遲遲不得動工。”

“似此這番說法，皇爺以為如何？”

張誠說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鈞知道他借古諷今不敢直言的意思，于是接口道，

“這番說法極為荒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后搶掠不斷，連把中原耕地全部變為牧場的法子都想得出來，他們如何會格外顧惜山東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為了維持漕運，財政入不敷出，能夠的撥款甚為有限，但就算要山東地方自籌，那也無可厚非。”

“倘或膠萊河建成，山東運河沿岸必定商貿繁榮，商貿一旦繁榮，山東官員自然有的是辦法充盈地方財政，如何會因顧惜民力而反對開鑿海運河道呢？”

“依朕看來，定是因為蒙元時，各省各路均設‘達魯花赤’為掌印要員，具有定策大權，其職又均由蒙古人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