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講，萬歷十六年四月的朱翊鈞在穿越近一年后仍然沒有想過要用屠殺解決晚明的種種問題。

唯一讓朱翊鈞真正起過殺心的人只有那個未來的清太祖努爾哈赤。

因此朱翊鈞在對鄭國泰說出方才那番儒法之別時堪稱坦坦蕩蕩。

他是一個真正的、有文明底線的好人。

倘或朱翊鈞沒有穿越成萬歷皇帝，而是穿越成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軍官，他也會是那始終沒有對猶太人動過手的極少數(shù)人。

朱翊鈞知道鄭國泰的擔憂不在于海運究竟是否可行，而在于皇帝是否是要拿外戚收割文官和海商的財富，最后再來一個一網(wǎng)打盡。

這里必須說明，朱翊鈞在開鑿膠萊河的這件事開始之前，確確實實沒有想過用海貿(mào)誘騙文官投資，讓外戚負責割韭菜，然后自己坐收漁翁之利這種招數(shù)來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威信。

朱翊鈞在面對鄭國泰的時候，腦中構想的還是同時期歐洲“重商主義”那套理論政策。

先要讓國內(nèi)商業(yè)資本發(fā)揮作用，推動對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再使政府和商人成為伙伴，運用國家力量支持商業(yè)資本的發(fā)展，自然而然地發(fā)展海外殖民。

萬歷十六年的朱翊鈞依然將晚明士大夫和地主階層視為可合作對象，如果不是他的理論太過超前，朱翊鈞甚至可以向鄭國泰列出海商和朝廷合作之后的許多好處。

最重要的一點是，倘或文官和海商們嘗到了海外殖民的甜頭，那他們一定會鼓勵自己田產(chǎn)上的農(nóng)奴去海外開拓新天地。

一旦大明的農(nóng)奴們不再被束縛于國內(nèi)的土地上，不再將土地產(chǎn)糧視為生存依賴，那么無論朱翊鈞是想發(fā)展機械化農(nóng)業(yè)，還是想發(fā)展工業(yè)，都有了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

朱翊鈞在此時還是沒有想過要用屠殺士紳、地主、皇親貴戚，剝奪財產(chǎn)，將地主后代剝奪人身權利這種殘酷手段來實現(xiàn)改革大明的理想。

他覺得事情還沒有糟到那一步，大明也沒有到了“地主不死，國家不富”的境地。

朱翊鈞的想法是將大明朝廷和文官海商捆綁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而外戚是聯(lián)結這個利益共同體的鏈環(huán)。

外戚既和皇家親近，本身又是和文官在經(jīng)濟利益上相當一致的地主，當然可以承擔起這個重任。

朱翊鈞在和鄭國泰對話之前，還考慮了數(shù)種不同形式的答案來應對鄭國泰的憂慮。

雖然朱翊鈞身邊的人日常都小心翼翼地把他捧成一個暴君，但朱翊鈞自認為整個中國歷史都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么體貼人心的君王。

朱翊鈞覺得自己將權力駕馭得很輕松，就是因為他的良善，所以他篤定自己不會被權力反噬，不會被權力吞沒了人性，不會讓權力反過來駕馭他。

當然朱翊鈞對鄭氏兄妹并非毫無防備。

鄭承憲還有一年的壽命，倘或鄭國泰在這一年中生出了野心，或是沒能滿足朱翊鈞對他的要求，那朱翊鈞大可以用丁憂的借口讓孝子鄭國泰回家守喪去。

朱翊鈞在心里給鄭國泰劃定的時限就是這一年。

因此鄭國泰在對他稱“臣”之后，朱翊鈞在心里對他是感激的。

這種感激雖然不符合君臣之情，但十分符合朱翊鈞這種好人的人性。

鄭國泰這一答應，朱翊鈞就默默地將方才鄭貴妃算計誥券人情的事情在心里一筆勾銷了。

畢竟算計人家親爹壽命也不是甚么光彩的事，朱翊鈞雖然掌握了生殺大權，但他還沒有自大到把自己當成閻王判官。

朱翊鈞又同鄭國泰說了一會兒話才離開翊坤宮。

這也是朱翊鈞歷經(jīng)過文明社會后的一個優(yōu)點，他不但會體諒，而且識相。

鄭貴妃好不容易見一次家人，定然不希望自己來打擾她和家人相聚的短暫溫馨。

何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