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對于自己的優勢是很清楚的。

他的優勢既不在于是個“現代穿越者”，也不在于他是個“明史研究生”，而是在于他能掂明白自己的斤兩。

這一點在歷代帝王的德行中屬于一種相當稀有的品格。

用現代通俗俚語的講法，就是他朱翊鈞很拎得清。

在帝國體制中，皇帝能時刻保持“拎得清”的狀態是相當不容易的。

因為雖然在權力大小方面，皇帝處于優勢，官僚處于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僚集團卻處于絕對優勢。

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皇帝若要奪去這柄武器，無異于要單槍匹馬地徒手和官僚集團來一場白刃戰。

這方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教員。

戰爭年代的教員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里，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閹，戰無不勝，但是后來怎么會提出一個完全背離社會實際的“一九八零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

倘或站在二十一世紀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

這種可笑號召的產生根源，就在于那樣一位在戰爭年代幾乎無所不能的偉人，對當時國家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

在此事上，偉人如教員雖然必須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但根本問題卻是官僚集團對信息權的絕對壟斷。

皇上圣明天子，執法如山，可是底下人偏說他們那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皇帝權力再大又能怎么樣呢？

官僚一級接一級地報喜不報憂，看著上峰的臉色說話，說上層領導愛聽的話，個個都是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皇帝又能怎么辦呢？

更何況，一條信息在經過各道官衙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數次加工。

在無數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沒注意什么，選擇什么、忽略什么，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哪些方面、隱瞞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能把控在自己的手里的切實權力。

難道遼東軍民能天真地指望李成梁能向萬歷皇帝匯報，說他扶持努爾哈赤不全是為了制衡女真各部。

而是為了建州與遼東勢家的私相授受，為了努爾哈赤將他認作比自己親生父親還重要的“干爹”嗎？

倘或官僚們干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的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

那么即使偉大如教員，也難免會出現持續幾十年的“錯誤估計”。

對此，朱元璋和朱棣的解決辦法是推出另一個直接隸屬皇帝的權勢集團去與官僚爭奪信息通道的控制權，這就間接地導致了朱翊鈞如今處境中的“宦官干政”。

其實說“干政”也不貼切，畢竟張誠對皇帝是如此地尊敬與惶恐。

朱翊鈞剛提出讓他不當奴才的假設，他自己就先跪下來磕了三個頭。

“權宦”說白了就是奴才中的最高等級，再高也還是奴才。

但是宦官有一項權力就是能直接向皇帝反映情況，而反映真實情況難免就會觸犯各級行政官員的利益，于是宦官便很有可能被收買所包圍。

一般而言，收買的結局對宦官和官僚都是有利的，對抗于雙方都是有風險的。

反正最后的結果就是監察系統中說真話的人趨于減少，太祖和成宗兩代人構建起來的直屬于皇帝的信息通道被再次堵塞。

因此最終擺到皇帝面前的，定然已經是嚴重扭曲的情況，無論是文官、勛戚還是宦官，誰稟奏的陳言皇帝都不敢全然相信。

皇帝在這種情境下就相當于一個看上去威嚴無比，實際卻又聾又瞎、永遠不了解具體情況的人。

一個又聾又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