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薊鎮，石匣營城，南兵公署。

石匣南兵營中軍兼守御所百戶吳惟賢，朝統領南兵游擊將軍陳蠶絮絮叨叨地算賬道，

“……咱們這樣算罷，隆慶二年，戚少保調任薊鎮的時候，前后兩次招募浙兵共九千人，萬歷三年到萬歷五年，朝廷說要在薊鎮建立浙兵輪班制度，三年一換，在薊鎮設立了三個南兵營，一一對應薊鎮三協，都是單獨建制，兩班三路共招了一萬兩千人，加上隆慶朝的九千名浙兵，一共是兩萬一千人。”

“一個南兵的工食銀為每日五分，以一月三十日來計算，折合下來就是每月一兩五錢，一年十八兩薪餉，再乘以南兵總人數，也就是說朝廷每年在薊鎮南兵身上的支出是三十七萬八千兩銀子——你或許會說這沒算朝廷發給南兵的賞銀，但是朝廷的賞銀是按胡虜的人頭算的，上報的時候怎么也不可能把兩萬一千個南兵都囊括進去……”

吳惟賢這時說話有些隨意，并沒有對陳蠶以官職相稱，陳蠶卻也不生氣，薊鎮南兵的“單獨建制”包括南兵營的指揮系統，雖然南兵被分派戍守各路的各個隘口和敵臺，但統領的南兵并不是各路的軍事長官，而是受薊鎮三協各南兵營的直接管轄。

而由于建制時的地緣和歷史因素，南兵營的各級長官，大多都是由南兵或者曾出身南兵者所組成，不但守備各敵臺的千、把、百總等低階武官多系南兵選充，就連高階武官，比如對南兵營主官、參將的選任，都是由浙江人占據了絕對的多數。

這種垂直管理方式使得南兵營內部武官之間的關系顯得格外親厚，同鄉同城加上并肩作戰的經歷，讓南兵上下自然團結成了一派，此時的吳惟賢和陳蠶當然也不例外，

“我就弄不明白了，朝廷何至于就出不起這三十七萬八千兩了？”

吳惟賢露出一種迷惑而憤慨的神情道，

“我大哥在廣東，來信同我說，兩廣、福建的海商每年同洋人做生意賺的錢加起來就夠養好幾支戚家軍。”

“即使不提那些海商，我聽說，皇上前陣子才又巡視了壽宮，這一座陵還沒修完，就花了兩百萬兩銀子，夠所有薊鎮南兵五年吃喝，就這么大一個國家，哪里省一抿子省不出這三十七萬八千兩？”

“這軍餉欠了又欠，一開始是這個月發上個月的，接著就變成是這一年發上一年的，現在么更不得了咧，直接兩手一攤說發不出咧，這不就是欺負咱們南兵是三年輪班制的募兵，不好跟朝廷直接置氣嗎？”

“要換成衛所邊軍，或者哪個邊將麾下的私軍家丁，一個月不發餉就肯定甚么仗也打不了了，要真欠上一年，衛所的屯軍和旗軍要么早跑了，要么撂挑子不干了，私軍家丁要么轉投他部去了，要么就地嘩變了，你說說啊，九邊所有軍隊里，是不是就數咱們南兵最溫馴最好欺負？”

陳蠶聽了，一時囁嚅著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當然他的不知所措成分比較復雜，這一來，是因為他知道吳惟賢的哥哥吳惟忠確實人在廣東，吳惟忠是萬歷十一年的時候，跟著戚繼光調到南方去的，他在薊鎮的時候，論軍功已經升到了山海關參將，去廣東全然是由于受到張居正倒臺的波及而導致的“明升暗降”。

這二來，是因為南兵營是處于薊鎮原有的指揮體系之外的一個獨立組織，朝廷在設立之初，本就有意與原有的北兵體系相互區分，南將與南兵一向被看作一個整體，對上則受到朝廷派遣的總督、巡撫以及總兵官等人的節制。

因此南兵拿不到的軍餉，南將也一樣拿不到，在欠餉問題上，統領南兵游擊將軍陳蠶和廣大南兵的立場是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吳惟賢可以放心地朝陳蠶抱怨這些話。

“那也不能說是‘欺負’罷，‘欺負’這個詞用得太重了。”

陳蠶沉默幾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