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與我論品秩，那我就與你論品秩，我是正六品守御所百戶，你可是正三品河南都司僉書，都司僉書本就主管都司衛所的練兵與屯田事務，要說起屯田的官話來，你的話可比我的話有分量多了。”

陳蠶笑道，

“那這樣講下去就沒完沒了了，我是正三品河南都指揮僉事，薊鎮南兵卻是鎮戍營兵，一不入河南衛所軍正額，二不由河南都司衛所代管，地方軍政一向是營衛互不統屬，若是真講官場規則，我便只能管河南的衛所屯田，管不了薊鎮南兵的屯田。”

陳蠶與吳惟賢的這番辯論是有理有據的，倘或陳蠶是一個無情無義之人，或者再退一步講，陳蠶是一個像李如柏一樣、對薊鎮南兵毫無感情的普通將領，那他大可以拿這套官話去搪塞上至總兵下至小兵的每一個人。

因為萬歷朝的情形是這樣的，軍兵共分兩套班底，一套是朱元璋開國時定下的衛所兵，一套是后期根據實際發展出來的營兵。

軍屬衛所由小旗、總旗、百戶、千戶、衛指揮使、都指揮使等武官組成，上由五軍都督府統轄，衛所軍官世襲，僅五軍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襲，每一衛所的駐地固定，軍士數額固定，將官設置亦有定例，但景泰以后，兵部權力上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奪五軍都督府之權，五軍都督府官至此成為虛銜。

而營兵則由什長、隊長、哨官、把總、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總兵等將官組成，行政上直屬兵部，除由衛所軍轉為兵者外其他一般募兵不世襲，因此營伍官無品級，亦無定員。

陳蠶和吳惟賢身上的守御所百戶與河南都司僉書的品秩實職，就是這第一套班底和第二套班底在晚明深度縫合后造成的結果。

大明的營兵制最早是從永樂年間開始建立的，當時靖難之役剛剛結束，朱棣領麾下大將充“總兵官”，去往各兵防重地鎮守，當時總兵官并非專職，而是由其他官職差遣而來的臨時性的職務，因此擔任此職的官員，其身份等級、薪俸待遇都依照原本官職執行。

從行政上來說，總兵官要節制都司官員，為了確保等級秩序，不使得體統混亂，擔任總兵官一職的官員本身官職就應該在正二品都督僉事以上，于是明廷又依照如此制度設立了一些輔助“總兵官”管理防區的官職，譬如現今眾人耳熟能詳的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守備等職稱，就是在永樂年間逐步衍生出來的。

到了晚明，營兵將官總體被朝廷分為了三個等級，分別是總兵官，等同于五府堂官；副總兵、參將、游擊等同于都司堂官；守備、把總等身份低于都司堂官而又高于衛官。

由于以文制武的祖制和論功行賞軍功升職的大方略，營兵將官的職務和官階從成化朝開始逐步結合，譬如陳蠶上任的時候，萬歷皇帝給他的批示是“以河南都司僉書陳蠶，為薊鎮游擊統領南兵駐石匣”，這其中“河南都司僉書”指的是官階和身份規格，而“薊鎮游擊統領南兵”指的便是實際職務和營兵將官等級。

所以在薊鎮將官陳蠶的這個列銜中，讓朝廷真正按功行賞、以軍功升遷的是他這個正三品“河南都司僉書”，而“薊鎮游擊統領南兵”只是朝廷在薊鎮石匣駐地派給他的職務。

這套縫合制度在明史研究生朱翊鈞眼里特別像現代公務員的職務和職級之分，只不過晚明武將地位實在太低，不管是正三品的都司僉書陳蠶還是正一品的太子太保戚繼光，見了內閣六部巡撫總督的文官，在信中還是要自稱一句“門下走狗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稟”。

且隨著晚明家丁制的盛行，總督、巡撫的直轄標兵以及各將官麾下的家丁也能編為營兵，朝廷為了控制武官，對這種有品級的官階授予界定了相當嚴格的限制，一般而言，武職自都督一品以下，非軍功不準實授，實授者不過百中之一，即使封有品秩，除非立下極大的功勞，營兵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