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只要種的是私田，上上下下都比種公田要盡心，這公田種了實在沒意思，我是不忍心讓大家去作這無用功。”

卻不怪陳蠶和吳惟賢有如此一番言論，到了萬歷十六年，軍人自己種田自己吃糧在九邊反而成了稀罕事，除了“三提五統(tǒng)”在無論哪個朝代都無法作為長久之計外，商人和邊將對軍田的蠶食也是造成這般局面的一大緣故。

實際上除了陳蠶和吳惟賢這種對軍戶能感同身受的營兵，能夠合法役使大明的邊將軍官也是樂見軍戶士卒逃亡的。

正如吳惟賢所言，歷朝歷代能創(chuàng)造財富的都是私田，克公肥私是人類趨利之本能，當(dāng)軍官們發(fā)現(xiàn)逃亡的軍戶數(shù)額已經(jīng)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時，他們反倒放棄了追補逃兵。

雖然“勾軍”也是一筆能通過敲詐補償收入的合法來源，但是由于軍戶的處境實在太過艱難，自宣德、正統(tǒng)以后，不僅逃兵在跑，連從衛(wèi)所派遣出去勾軍的官旗追補員也趁機跑了，于是將官們干脆開始將逃亡軍戶拋荒下來的大片田土占為己有，像江南所有大地主一樣雇傭麾下士兵或家丁耕種。

這套土地國有化重新轉(zhuǎn)為封建私有制的歷史過程在戚家軍成立之前就已經(jīng)在九邊完成了，在戚繼光北上之前，朝廷早就默認了這樣的事實，甚至給予了邊將軍官們和南方地主一樣的稅收待遇。

雖然屯田減少的數(shù)量與邊將大族田地增加的數(shù)量嚴重不對等，但軍戶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農(nóng)民工進城潮，九邊的軍田留不住人，對戶籍進行嚴苛控制的高壓行政手段又不復(fù)存在，朝廷對軍屯公田失去了管理辦法，無法逆轉(zhuǎn)人口流動的歷史大勢，只得任由邊將圈地，希望以此緩解九邊的軍餉問題。

商人比邊將們的顧忌當(dāng)然多一些，他們起初并沒有參與九邊的國有土地私有化的歷史進程，只是軍戶們在朝廷想出辦法前自己給自己取消了軍籍戶口之后，即使有邊將圈地耕種，但是九邊的糧餉缺口依舊隨著逃兵的增加而越來越大。

這時候朝廷推出了開中法，商戶們只要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qū)糧倉﹐就可以換取鹽引，合法售鹽，由于長途運輸耗費巨大﹐商人們?yōu)楣?jié)省運力，索性就在九邊買下荒田，雇工耕種，以便就地入倉。

這個方法到了成化年間被頻繁奏討鹽引的皇親貴族們破壞了，于是當(dāng)時為戶部尚書的葉淇改革鹽法，令商人以銀代米，直接交納運司，待解入太倉庫中后，再分給各邊，此舉直接致使邊地鹽商紛紛內(nèi)遷，商屯糧儲頓時大減。

到了嘉靖、隆慶年間，國家財政又出現(xiàn)了新的窟窿，為了彌補九邊屯務(wù)，朝廷重新在邊地推行屯田開中，因此陳蠶和吳惟賢此刻面對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國有軍田，而是與之相去甚遠的商屯和民屯。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吳惟賢反對戚家軍自耕自種是站得住腳的，他雖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統(tǒng)”和“農(nóng)民工進城”，但是九邊軍戶的逃亡史已經(jīng)向他證明了，在國有土地上的個人勞動回報率是極低的，個人勞動成果是要被集中剝奪的，人口流動和私有化進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見，假設(shè)歷史上的戚家軍能挺過薊州之變和渾河血戰(zhàn)，小韃子努爾哈齊在八旗挺進遼沈后宣傳漢人和女真人“糧食同吃，分田耕種”的政治口號是絕對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國有集體下的平均主義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沒有戚家軍的建立了。

樸素的浙江鄉(xiāng)民吳惟賢用他樸實而有力的小農(nóng)智慧繼續(xù)道，

“世宗皇帝在的時候，寧夏那兒降了個蒙古人哱拜，聽說他原本是蒙古韃靼部的一個小酋長，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長，父兄都被殺了，這才率領(lǐng)部眾歸降寧夏官軍。”

“后來他屢立戰(zhàn)功，朝廷便授予他寧夏衛(wèi)都指揮使的世職，據(jù)聞他在寧夏站穩(wěn)腳跟之后，手下即豢養(yǎng)了一支‘蒼頭軍’，可以說這個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種的主動意愿是最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