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蠶的悲觀實際上并非是來自他性格本身,當然他本身屬于那一種勤謹的鄉民,無論干甚么都能時刻露出一種質樸局促的神色,使得他看起來總帶了點兒焦慮,又帶了點兒沒來由的低微。
假設朱翊鈞沒有獲得一具殘疾的軀體,能夠像戲里演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好皇帝一般去民間微服私訪,他就會發現大明的農民和鄉里人眼中的那只倒了一半水的杯子永遠是半空的。
那種時刻在聚光燈下唱嚷著“國家好啊,大明富強啊,朝廷幫我脫貧奔小康啊”的現代新式農民在晚明是尋不見的,其稀有程度就和朱翊鈞這種一心想把皇權交還給票選的現代新式皇帝不相上下。
而晚明的鄉里人向來一開口就是訴苦嘆窮,當然苦是真苦,窮也是真窮,不過像朱翊鈞這種新式皇帝肯定看不慣那種一邊拍著大腿一邊捶胸頓足式的嚎泣,也聽不慣鄉民絮絮叨叨地抱怨天氣不好、時氣不好、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勁,朝廷又總是無止盡地攤派索求,使得他們總是食不果腹。
這種家常式的、無孔不入的苦難與貧窮卻是陳蠶和吳惟賢在從軍之前長期生存其中的日常環境,新式皇帝朱翊鈞不了解它,因此也無法具體解構陳蠶和吳惟賢這一類人性格里的悲觀。
萬歷朝的鄉民熱衷于悲觀其實攏共有兩個緣由,一是畢竟他們靠天吃飯,怕把話說得太滿,招了鬼神的忌諱。
二則是出于自衛,反正上至朝廷下至稅吏沒有一個不是在往他們身上打主意的,所以無論是甚么身份的人問起他們的收成,哭窮訴苦總是出不了錯的,久而久之,則養成了習慣,形成了一種窮苦人特有的悲觀傳統。
像“國有乾隆,谷不生蟲”這種肉麻到近乎愚蠢的頌詞,在晚明的鄉村肯定是聽不到的,大明的社會就不是這么個風貌,贊美歌頌是太監們的行當,普通百姓負責的那部分情緒就是謹慎的悲觀。
即使陳蠶現在當上了正三品的武官,他心中這種源遠流長的鄉土傳統依然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
“不過我要是出面去找這個吳大斌,人家也未必肯都聽咱們的呀。”
陳蠶考量道,
“就算你們家和他家連過宗,但是你大哥畢竟人在廣東,吳兌現在又已經不在任上了,他一個遼東都司東寧衛的小官,這層親戚關系根本也威懾不了他,且他雖然是南方人,但是從派性上來講和我們薊鎮南兵的浙系根本也不是一路,即使利益一致,我們又怎么指揮得了他呢?”
“再說,他人在遼東都司,對薊鎮這里的情形根本不清楚,我要是他,便一定不會貿然出手,畢竟現在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上頭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導致軍餉停發,雖然咱們都能看出這件事是同改革馬政有關,但具體是誰做的決定、經的手,我們也都一無所知啊。”
吳惟賢回道,
“我覺得這件事最好不要由我們浙系將領出面。”
陳蠶問道,
“那還有誰呢?李如柏嗎?他不會開口的罷。”
吳惟賢忽然“嘶”了一聲,道,
“我記得去年,去年也是這個時候罷,九邊邊防換鎮,皇上不是把山西副總兵麻承恩調到薊鎮當東路副總兵了嗎?就是和李如松一起調動的那回。”
陳蠶點頭道,
“這我記得,他是麻貴的侄子罷?”
陳蠶和吳惟賢在議論麻承恩和李如松的時候甚至不見一絲一毫的嫉恨,因為晚明高級武官的升遷調動同派系、出身的關系甚大,有沒有立軍功、立了多少軍功都是次要標準,軍功的賞罰本身就不在這個高級武官的體系里。
在陳蠶和吳惟賢的世界觀里,麻承恩是麻貴的侄子,說明他出身正統,在宣府、大同、寧夏那里的軍鎮都很有人脈,麻貴一系在朝廷里有話語權,就單憑這兩點,麻承恩但凡不是個殘疾癡傻就能勝任薊鎮東路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