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致知之論，然致知出于《大學》，良知出于《孟子》，王守仁以理學建安壤，其勛業氣節，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何嘗偏廢朱熹之學術？”

“武臣從祀于太廟，所以彰武功，儒臣從祀于孔廷，所以表文治，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實，操修與經濟都是學問，何必別立門戶？理道之要在于正人心，王守仁道德事功皆居絕頂，倘或新建伯有過，實不必追及先祖?！?

魏忠賢趕緊把朱翊鈞的這一通亂謅在心里記了下來，他沒讀過書，搞不懂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在理論上究竟有甚么不可調和的差別，于是只能先記下大意，想著一會兒回司禮監就去找孫暹或者劉吉祥補課。

朱翊鈞倒不會因此覺得魏忠賢無知，因為他知道，在義務教育不甚普及的晚明，絕大多數老百姓都弄不懂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究竟是個甚么意思。

這放在現代也是個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級別的高深課題，其話語權本來就只存在于朝廷的上層清流之間，普通老百姓根本沒必要弄懂它。

后來魏忠賢得勢之后，東林黨就利用這一點來攻擊他沒文化。

這個問題站在東林黨的角度來看也不算錯，大明士大夫的“清流文化圈”就相當于現代高校的學閥學術圈，老魏一個二十歲才半路出家的宦官，就算是讀白了頭發，也不可能被那些扎扎實實一步步通過科舉考上來的進士們承認學術成果的。

但是魏忠賢沒文化歸沒文化，皇帝的旨意還是聽得懂的，這歸功于他的天賦，老魏就是那種天生政治敏感度極高的人，他從朱翊鈞的話里聽出了這么個意思，皇帝是想在不褫奪王守仁身后名的情況下把新建伯王承勛給法辦了。

那么這件事在魏忠賢眼里就成了這個樣子，陽明心學究竟是個啥他是不必要弄得太清楚的，反正皇爺說它是啥就是啥，畢竟王守仁能配享孔廟，跟陽明心學究竟是個啥關系不大，關鍵還是因為張居正生前反對心學，而萬歷皇帝在其死后為了“倒張”的政治目的，一口氣便把王守仁抬進了孔廟。

如果王守仁的身后名敗壞了，那就等同于證明了張居正生前的觀點并沒有錯，錯的是皇帝，而這恰恰是萬歷皇帝所不能容忍的，魏忠賢對此很能感同身受，擱他他也不能忍，歷史上三十多年后他也真的對東林黨一點兒都沒忍，

“是，是，中宮娘娘之名，豈能為那等不法之徒所污？”

朱翊鈞點了點頭，見魏忠賢答應得那么干脆，又有點不大放心，心想別老魏手腳沒個輕重的，提前三十多年就弄出個萬歷朝版本的東林六君子來，那收場可就難了，

“朝中篤守程朱之學者甚多，昔年廷議之時，耿直如沈鯉、王家屏皆道王守仁從祀，或恐反為盛典之累，而朕以其學術純正，故準以重典，且我朝世爵定典，論功有六，一曰開國，二曰靖難，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蠻，擒寧藩、平南贛、征田州，王守仁一人占三功，可謂實至名歸?！?

朱翊鈞講了一遍王守仁的戰功，這種幾十年前的戰功其實比學術成就更加不容置疑，而且當年參戰的人一死，想翻案說這是謊報戰功是絕不可能的。

大明的勛臣武將被集中翻案的最高峰出現在明末清初，典型例子就是袁崇煥和毛文龍這樣毀譽參半且關系到幾場改朝換代重要戰役的爭議將領，王守仁比較幸運，他領導的戰役是毫無疑問有功于大明社稷的大勝仗，這種情形就算是達到九千歲級別的魏忠賢也很難翻得過案來，

“有過改之，無則加勉，對于封以世爵的勛貴，即使子孫有錯，朕的意見，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伯爵乃一時之典，從祀為萬世之典，王家屏當年道，從祀重典，不能今日入、明日出，朕以為王守仁從祀無愧，倘或當祀而不祀，則國家無以崇報功德?！?

魏忠賢聽到皇帝把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