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到南京后沒多久，朱翊鈞這里就又出了一樁大案。

萬歷十六年戊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黃洪憲為順天鄉試主考，盛訥為副考，該科鄉試的考試結果，為王錫爵之子王衡中解元，為鄉試第一名；申時行的女婿李鴻中舉人，為鄉試第十五名；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張國彥之孫張毓塘亦中舉人，為鄉試第七十名。

萬歷十六年年末，禮部郎中高桂上書論劾，指摘順天鄉試主考黃洪憲以權謀私，所舉中式之人中有八人可疑，且提出雖然解元王衡素號多才，但是由于王衡的父親王錫爵是內閣大學士，為了證明王衡中舉與王錫爵輔臣的身份沒有關系，最好讓王衡和其余那可疑的八位考生一起參加復試，以檢驗他們是否有真才實學。

高桂的奏章一出，隨即引發軒然大波，黃洪憲、王錫爵、申時行、張國彥等人紛紛上疏抗辯。

事關科考公平，司禮監在王錫爵和申時行的奏疏一到達內廷之后，立時便報與皇帝知曉，

“……鄉試八月舉行，九月放榜，這放榜兩三個月后才彈劾中舉者名不副實，也難怪閣臣心里平不下這口氣。”

張誠立在朱翊鈞身邊殷殷切切地說道，

“再者說，那李鴻雖則名義上是申時行的女婿，但是他的女兒早已亡故，李鴻亦早已另娶了，因此高桂在揭帖中所說的‘勢在從勢’、‘因親及親’之語，全然是子虛烏有之微詞隱諷。”

“自有科場以來，從未有婦翁在位，而女婿不許應舉的禁例，何況申時行之子申用嘉已兩科不令會試，閣臣避嫌至此，可謂奉公守法。”

朱翊鈞看著手中的奏疏道，

“那高桂指證李鴻作弊的證據是甚么呢？”

張誠答道，

“李鴻文章結尾處的束股取自孟義書經，據說他在此處似乎誤筆寫錯了一個字，致使文義不通，對仗亦不工整，因此高桂便懷疑這個字是為李鴻與主考官的一個暗號。”

雖然朱翊鈞在現代研究的是明史，但是如果現下要他當場按照明朝科考的形式立時立刻地寫一篇八股文出來，他肯定是寫不出來的。

因為八股文有十分明確的格式規定，文章必須用孔子、孟子的語氣說話，后四部分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須用排比對偶的形式寫出來，文章的每一股都要有兩段對仗工整的句子，這考校的就是平仄對仗的文言童子功。

現代人學語文是不學這些的，就算學了，也不是古代學子們的這個學法，給朱翊鈞講起來，現代語文才是活的，它的文法是跟著中國人的交流方式而變動的、流通的，它是活在每一個中國普通百姓交流里的語言。

八股文卻是反過來的，它誕生的初衷就是為了把普通百姓篩選出去，它是廣大人民群眾和權力的隔離器，是專門用來將百姓和知識隔絕開來的，因此后來“皇帝”一旦消失，八股文也就跟著死絕了。

現下朱翊鈞不幸就坐在這個能讓八股文陪葬的高貴位置上，他當然寫不出在他那個時代已經死去多年的文體，不過教他看看八股文他還是能看出點門道來的。

“筆誤一個字”在最講究對仗工整的八股文里確實算得上是一個疑點，畢竟八股成文在句子長短、字數多少和聲調高低上也有相應要求，不是想怎么發揮就怎么發揮的，

“那李鴻筆誤的這個字是甚么呢？”

朱翊鈞問道，

“甚么字能讓閱卷官一見便知是他的文章呢？”

張誠道，

“據說是一個‘囡’字，那高桂在奏疏中信誓旦旦地說，吳人土音以生女為‘囡’，而申時行故鄉正為蘇州府長洲縣，李鴻若在文章中有意寫一個‘囡’字，則主考官一見便知文章作者為首輔之婿。”

殿外風雪交加，北方呼嘯，朱翊鈞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