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點出頭。

坐在地鐵上的張政接到了《極道女團》劇組的電話。

他在這部劇里扮演一個黑道組織的中層頭目，有好多臺詞，整整兩場戲。

張政還記得那天在天臺上，比他要年輕許多的導演，給自己講戲，自己說要為角色寫了一個人物小傳。

張政經常這么說，和群演說、和群頭說、有機會還和導演說，但孟時是唯一沒嘲笑、無視、調侃的人。

孟時說，‘等你表現，加油’。

張政覺的自己很難忘記，那天在天臺上，十幾個最底層的群演一起互相鼓勵，喊“加油”的場景。

他不是沒見過那種場面，相反他見過很多次，但那天不一樣，喊的不是口號，而是被肯定之后，迸發出來的希望。

雖然不知道這種希望能亮多久，然后熄滅，又重回麻木，但張政確確實實給自己演的人物寫了小傳。

“七點能到嗎？”

對面問。

張政說“能。”

對面發過來一個地址——是一家酒吧。

張政給老婆打了一個電話，說，“有一部戲……”

施敏蕊捏了捏懷里一歲多女兒的臉，說“老公加油！”

她掛斷電話后，對正在炒菜的母親趙惠芬說“媽，張政晚上不回來吃飯，我們先吃。”

趙惠芬沒說話，小青菜倒入熱油里，水和油接觸，滋啦響。

去年春天，同樣在做飯，同樣是滋滋啦啦的油鍋旁，趙惠芬在老家接到女兒的電話。

從電話里聽見還有幾個月就要臨盆的女兒說，自己要上班，沒有時間洗衣做飯，想請她過去幫忙。

放下電話，她心里很高興。從女兒上大學后，母女倆已經有10多年沒長期在一起生活了。

女兒比兒子爭氣，從來沒讓父母擔心過。這一次，她有了一種“被需要”的欣喜。

張慧芬和老伴連夜給莊稼澆了水。

第二天，她把兩身衣服塞進一個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頭，等著開往正州的大巴，再轉火車到京城。

兩口子在天安門逛了一圈，這個廣場是他們對四九城所有的想象。

老伴送她來，待了兩天就回去了，家里不能沒人。

趙惠芬本想等女兒出了月子就回家，但一直留到了現在。

沒辦法，女兒女婿都太忙了。

只是，她因為“沒辦法”留下來，也一直“沒辦法”融入這座城市。

去菜市場買菜，發現幾乎沒有人用現金交易，每個攤位旁邊都豎著一個黑色的、曲里拐彎的條碼，人家說掃一下就行，她不會，手里緊緊攥著幾塊零錢。

她被迫開始和這個發展迅猛的時代接軌。

在女兒淘汰下來的智能手機上，字體、鈴聲被調到最大，學會了怎么用那個名叫v信的綠色方塊、怎么騎共享單車去買菜、怎么乘坐地鐵。

但這些并不能改變她的無所適從。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還是經常會把手機拿反，在慌亂中幾次滑動才會接聽成功。

她的普通話帶著合南口音，有時跟本地老人搭話，對方直接說自己“聽不懂”。

每當這個時候，她就想回家。

趙惠芬無法理解為什么女婿有穩定工作，還要去“跑龍套”，她甚至無法理解這個詞，同時至今沒有在電視上看過張政的臉。

女兒說，這是他的夢，隨他去吧。

已經六十多歲的趙惠芬從來沒有過“夢”，她和老伴把幾個孩子拉扯大，是靠土地和勤勞，不是“夢”。

她把菜從鍋里盛出來，放到桌上，從女兒手里把已經睡著的外孫女接過來，嘀咕一聲，“三十多了，還做什么夢，你也不知道說說。”

施敏蕊拿起筷子，先是夸她飯做的好吃，然后說“男人無論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