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續的座次排名，雖與往常有小的變動，但總體狀況還在預料之中。

——內史之后，少府成為了第二位被劉弘傳召，賜座朝班的屬衙。

在漢室，內史象征著政權對農耕、關中的重視程度，而少府，便象征政權對百姓民生，以及國防事業的重視程度。

先種田發育，以關中為基本盤，而后富國強兵，提兵北上——與太祖、孝惠乃至于呂后在位時的政治綱領一脈相承。

緊隨其后的第三位，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預料了。

——內史、少府之后，居然是廷尉站了出來，成為漢九卿地位第三的屬衙！

這個安排，無疑算是有漢以來頭一遭！

或許在后世，政權安身立命，得以維護威信最重要的，便是法律；但在漢室，法律的重要性，還遠沒有達到那么高的程度。

即便是漢室在總結秦的慘痛教訓后，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誅謂之虐’等普法政策，但對于尋常百姓而言，耳熟能詳的法律條令，還是太祖劉邦約法三章的那幾條：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除了這幾條，漢室絕大多數百姓對于‘法律’的認識，也都還停留在以道德為準繩，符以自由心證的程度。

如叛國，在后世妥妥會被炮決的重罪，在此時的百姓認知當中，還只是出于‘華夏貴胄’以及忠義思想，方被否定的‘無德之舉’。

也就是說：在漢室叛國，理論上并不犯法，只屬于‘不道德’——與后世在公交車上，不給老奶奶讓座一樣！

而叛國者究竟會得到怎樣的審判，完全不在法律所規定的框架之內。

這樣的案件，其審判結果就只取決于主審官的自由心證，以及犯罪者的辯詞。

理論上，如果一個人在叛國之后，為自己的行為給出一個合理，且符合時代道德價值的解釋，主審官再被說服，就很可能被無罪釋放！

這樣的局勢，顯然不是劉弘想要的。

歷史上，文帝劉恒為了彰顯自己‘仁德’的一秒，廢除了‘謠言誹謗’罪，促成了華夏史上第一個‘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但在劉弘看來，此事與《許民弛山澤》令一樣，有利有弊，且弊明顯大于弊！

——謠言誹謗罪被廢黜，僅僅針對百姓；當官的、有錢的，以及又當官又有錢的（皇帝），還是要謹言慎行。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在百姓眼里，法律，就是官老爺才需要遵守的東西！

——起碼在‘妄議國政’這條罪名上，確實是這樣。

就是在這樣的思想縱容下，古華夏在漢朝之后，居然演化出‘法不責眾’這種嚴重違背法律道德的觀念！

只要大家一起犯罪，就不會被治罪？

如果認可這個看法，就等同于劉弘默認：造反可以，不能一個人，要多拉點人一起！

即便不是穿越者，劉弘也不可能坐視這樣的觀念，在尚處于封建時代的華夏大地存在。

如此一來，劉弘將廷尉放在內史和少府之后，在九卿之中排在第三，也就是顯而易見得了。

——法制思想，必須從始至終貫徹！

歷史上的文景之治，乃至于將華夏大地從戰國的荼毒中，在漢初數十年內快速拯救出來的‘黃老無為’，其最令人稱道的，都永遠是：在合理的范圍內，允許百姓自由發展。

而這個‘合理得范圍’，便是法律所允許的范圍。

百姓想種田，想行商，乃至于搓個蘑菇聽個響，都可以——前提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

種田就好好種田，不能欺壓弱小，侵吞他人土地；行商就好好賺錢，不能披個商人的皮，在深山野林敲同行的悶棍！

至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