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聲色犬馬都是腐蝕人的神兵利器，看看董卓那么勇猛的一員將領，因緣際會，占了洛陽權傾天下，短短數年間，不斷享受天下第一的種種待遇，很快就從一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蛻變為一名肚滿腸肥，只知道保全富貴的田舍翁。

南方自東晉“衣冠南渡”以來，日漸富庶，文化學術氛圍更是濃厚，民間既有余財，文化氛圍亦有，自然是讀書人日眾，甚至到了明清兩朝，科舉所錄進士大多為江南人士，尤其夸張的是洪武大帝朱元璋統治時期的其中一次科舉，一榜進士竟然全部都是江南人士，如此一來就徹底激怒了北方考生，他們聯名上書抗議。

此事越鬧越大，民情洶涌，民間傳言不斷，于是朱元璋不得不親自過問，但是一番查證下來，江南地方考生的試卷，水平確實高于北方考生，查辦此事的官員都表示此次科舉并無舞弊之事。

雖然如此，但是朱元璋為了維護國家統一，自然要照顧北方人士的情緒，不可能將此結果公之于眾，無奈之下，只得罷免此次科舉的主考官，然后再開一榜科舉，此榜所錄進士盡皆為北方人士，就這樣，才平息了此次事件。

只是自此之后，主持科舉的官員，都會約定俗成一個慣例，就是每榜所取進士，必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北方人士，絕對不能全部之取江南考生，要不然的話，沒有錯也會被皇帝問責的了，而比例大概是南方六到七成，北方四到三成，南方讀書氛圍之盛，可見一斑。

讀書人眾多，自然是大儒輩出，就像“程門立雪”中楊時拜見的老師程頤，就是湖北黃陂（今武漢市黃陂區）人，妥妥的江南人士。

而那個春秋戰國后唯一一個被稱為“子”，也是唯一一個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的人，朱子朱熹，乃是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人，也是江南人士。

富庶安逸而又文風鼎盛，難怪日后南方政權，鮮有不被聲色犬馬腐蝕的雄主，就算能夠抵御聲色犬馬的腐蝕，也最多是第一代君主，到了第二代君主，生于如此環境，基本上難有雄心壯志，繼承先代志向的君主了。

其中李后主李煜與陳后主陳叔寶就是最佳的例子了，毫不顧念先祖創業之難，一旦登位就縱情聲色，不思勵精圖治以固國本，只管大肆搜刮民間，寧愿向強鄰卑躬屈膝以求他國不來侵凌。

有如此君主，手下大臣也是有樣學樣，那副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相傳就是顧閎中（南唐畫院待詔）奉李后主之命，前往南唐重臣韓熙載家中查探（當時有人告發韓熙載家中常常閉門不出，恐有謀反之嫌），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繪畫下來給李后主觀看的。

畫中可見，韓熙載家中設宴，人物多，排場大，有美姬、有樂團、有舞隊，可謂極盡紙醉金迷之事，雖然有人說這是韓熙載“自黑”之舉，以免李后主猜疑，但是韓熙載能夠如此輕易設下如此排場，想必平日家中生活，也斷斷算不上是儉樸的了。

南方政權的君臣除了容易沉迷酒色以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缺乏戰略遠見，容易被眼前之利害吸引全部注意力，難以思考長遠之事。

就拿東吳所謂“四大都督”來說，除了周瑜和魯肅，明白到三國時期最大的利害就是聯弱抗強，只有全力遏制曹魏勢力的發展，蜀漢和東吳才有生存之機，雙方就算再有矛盾，也只能等滅掉曹魏或是極大削弱曹魏后，才是分個高下之時。

所以高傲如周瑜，就算十分不滿劉備勢力侵占荊州地盤的舉動，也只是宣之于口，極力忍耐不會動之于手，而到了魯肅之時，更是為保蜀漢勢力能夠壯大起來共同對抗曹魏，不惜讓利給劉備方，擱置了荊州地域的爭議。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