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數千年歷史，只要稍有涉獵，對其中一些人和事認識一二，很自然就能學到不少東西，所以后世有句說話，“中國人人都是政治家”，這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還真的是有點道理的。

就算是古代很多朝代，雖然很多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但是一些天賦異稟的人，只是從一些有識之士的只言片語，甚至是一些評書人說的故事中，就能領悟不少道理，做出偌大事業。

這還要托孔子這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福，孔子一生奉行“有教無類”的原則，致力推動平民教育，只要勤奮好學，就算是子路這種莽夫起步的人，孔子也愿意教導。

就因為有孔子這個“至圣先師”開了這種口子，就算是后來程朱理學盛行的儒家，其知識分子也有一種“好為人師”的，只要遇到一些聰明勤奮的人，許多知識分子都會忍不住這種為師的沖動，就算限于身份地位之類的條件，不能親身教導，也會為其開一扇方便之門，許其窗外旁聽或作書童仆役私下學習之類的。

所以，華夏自孔子之后，整個社會的知識都是慢慢向下滲透的，就算是理學盛行之時最為緩慢，但只是緩慢而已，并無停止，許多平民或許不會寫字、不會讀書，但是對不少問題都能頭頭是道說出一個子丑寅卯來，大量的諺語、歇后語就是這樣產生的。

反觀外國，在文藝復興之前，平民受教育的機會可謂等于零，知識全部掌握在貴族和教會手上，平民唯一學到知識的機會，就是投身教會，但是一旦進入教會，就變成了教會人員，不再是平民了，而純粹的平民，最好的命運就是學會一門手藝，成為一名手工業者，所以外國古代的各種行業工會才有那么大的勢力，是僅次于貴族及教會之后的勢力。

而外國的貴族和教會能夠如此輕易壟斷知識的傳授，這是由于古時候的西方各國，都沒有發明出造紙術和印刷術，西方各國又不產竹子，連竹簡的制作也不可能。

故此西方各國，要制作書籍和記錄重要的事，只能使用羊皮，羊皮產出不易，在古代是相當昂貴的物品，而據說那時候抄錄一本《圣經》，需要三百多張羊皮，可想而知一本《圣經》的價值是多少了，西方教會就算想大肆傳播自己的教義，也是無能為力了。

但是這樣也促使教會能夠嚴格控制信仰，因為那時候的條件，絕對沒有辦法像后世的西方一樣，每家每戶都基本有一本《圣經》，那么信眾要從《圣經》上聆聽上帝的聲音，只能去到教堂里面聽神父布道，那么教會的神父自然對自己教區內的信仰情況了如指掌了。

因為家中沒有資料可供學習的話，如果對信仰上有什么疑問的話，信眾唯一可以解決自己疑問的方法，只能向教堂的神父求教，那樣的話，就沒有了自我探討、自圓其說的可能，也就不可能像后世那么多古靈精怪的教派產生了。

一直到了十四世紀，造紙術和印刷術經由阿拉伯帝國慢慢傳入西方國家，各種知識開始隨著書籍的增多慢慢傳播開去，由此孕育出了西方現代文明的雛形——文藝復興活動。

就猶如后世有人把中國四大發明對文藝復興活動的影響，總結出了一些語句，“造紙術和印刷術打破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解放了人的思想；火藥打破了貴族對土地的壟斷，解放了人的；由此‘重視人、一切要回歸到人本身上來’的人文思想才能誕生并存續下來，并以此為出發點產生了對后世西方文明影響深遠的文藝復興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