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這個時間點，把釋放文天祥的信號放出去，其實是有另一番算計的。

原因是，他對東瀛勢在必得。

表面上看，攻打東瀛與釋放文天祥似乎沒有什么聯系，是完全不搭邊的兩件事。

可只有忽必烈自己知道，這兩件事關聯很大。

說簡單點，忽必烈缺錢了。

在中原地區以及周邊小國用兵，和蒙古帝國時期完全是兩回事。

在成吉思汗和蒙哥汗時代，蒙古全民皆兵，大汗一聲令下，各部齊上。

只要帶上武器和戰馬，走到哪搶到哪，就地補給，來去如風。

戰爭的成本很低，甚至只要有仗打，就不會虧本。

但是，入主中原之后的局面卻完全變了。

頻繁的攻城戰，長時間的拉鋸戰，使得蒙古神軍沒辦法像在西亞和草原那般靠打贏來補給。

別的不說，襄樊前后打了三次，最后一次打了六年。重慶更是拉扯了三十多年。

這使得忽必烈不得不改變政策，學漢人一樣，屯田積糧，重視財政，以備戰爭之用。

賺錢的買賣開始變成了賠錢的買賣，至少在征服某地之前，是看不到回報的。

這就像個無底洞，忽必烈即使是文武雙全，也做不到連財稅都親力親為。

所以，他重用阿合馬、桑哥這些善于理財的色目人。

但是，錢是還不夠。

忽必烈真的沒想到，攻打一個小小的東瀛三島居然比攻打南朝更加的耗財耗力。

遠渡汪洋，糧道甚遠，這其中的耗費讓他頭疼。

而且，為了一舉拿下東瀛，也為了將來追擊殘宋余孽，他必需要建立起一支龐大的水軍。

這玩意更燒錢，元朝幾乎負擔不起。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如何開源節流，盡快增加稅收，便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

目前，大元的主要財政收入還是來自北方。

繼承于金國的甘陜、河南、河北和燕趙、東山等地，經過幾十年的深耕廣植，已經完全掌控。

但是，由于要防范窩闊臺汗國和金帳汗國，投入甚大。

加之南方新占，叛民不斷，難以恢復生產，也需要北方支援。

如今的財稅勉強維持現狀自然沒問題，但要渡海作戰，卻是徹底透支了北方的國力。

忽必烈自然知道這樣下去不行，必須盡快平定南方民心，成為大元另一座錢庫。

事實上，忽必烈為此早已經做出了諸多努力。

包括派遣國相阿合馬南下親治，還有極為寬松的對民政主；包括中統鈔，也就是不惜血本的，兌換舊宋的十八界會子。

要知道，隨著趙宋的漸漸覆亡，宋朝發行的十八界會子已經和廢紙無異，百貫鈔頂不上一貫錢。最甚之時，百五會鈔只抵一貫。

而中統鈔因為有各地的準平庫銀支撐，價值穩定。

官定三貫中統鈔兌一貫銅錢的匯率，始終堅挺。

忽必烈為了贏得南方百姓的擁戴，詔令南方三貫會鈔可換一貫中統，讓百姓手里的會子不至于一文不值，更不至于傾家蕩產，可謂是做足了功夫。

但是，沒用。

即使忽必烈如此善待南人，還是民叛四起，就好像對趙宋無比忠心一般。

為此，忽必烈頭發都急白了，只能祭出在南方有著超然地位的文天祥。

放了他，可以彰顯忽必烈的仁慈，安撫民意。

殺了他，也可以威臨四方，震懾宵小。

現在的問題就在于，放或殺，哪一個對忽必烈更有好處？

對于此事，朝中議論紛紛，各持已見，讓忽必烈也是猶豫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