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派與奧爾良派的合流失敗讓整個奧爾良派的臉色很難看，特別是尚博爾伯爵的一封信更是將奧爾良派的議員們臉往死里扇。

“他以為他是誰？波旁王朝已經結束了！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失去王位的波旁君主腦子竟然還停留在18世紀，他以為還他是太陽王時期的君主嗎？波旁家的神圣已經被大革命徹底踐踏了。”待在家中的梯也爾的蹙起眉頭對尚博爾伯爵的公開信進行了冷嘲熱諷。

這種赤裸裸的血統至上理論讓梯也爾懷疑尚博爾伯爵在小時候的腦子是不是被人摔過，金錢代替血統已經到來的時代里還在大言不慚的鼓吹血統優勢的只剩下尚博爾和中東歐的兩位君主了。

梯也爾本身就是一個外鄉人加上窮小子，從外鄉爬上巴黎的路并不是一帆風順，這就相當于從鄙視鏈的最低端爬上鄙視鏈的最高端。

作為19世紀最頂尖的一批人，梯也爾的內心卻一直有一種淡淡的自卑，自己的家族不是波拿巴，自己的父親也不是某位大貴族，他所有的一切只能靠著自己，他忍受了一切常人不能忍受的事情，為了轟入上流社會的大門，他不顧危險將跟隨軍隊報道波旁干涉西班牙的新聞，為了證明該死的血統論無用，梯也爾站在抗擊波旁王朝的第一線充當波旁的反對派。

尚博爾伯爵的血統論無疑是搓痛了梯也爾內心深處的一個傷疤，血統論還沒有消散的法國依舊彌漫著一種貴族至上的淡淡的優越感，軍人以被冊封貴族為榮，政治家同樣也以冊封貴族為榮，光是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冊封的貴族不計其數。雖然他們大多是一些有名無實的貴族，既不屬于土地貴族也不屬于金融貴族。但是貴族的身份對于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一個承認。

奧爾良派的三巨頭除了莫萊本身就作為銀行家貴族之外，巴羅與梯也爾都是沒有貴族爵位與頭銜的人，在梯也爾看來血統至上理論本就是沒落的土地貴族的最后一絲矜持，金錢之上的年代中土地貴族所能做的要么就是加入這場潮流之中，要么就是被這場潮流碾碎。

作為一個時代縮影的梯也爾利用了一系列卑鄙無恥的手段爬上了整個法蘭西的上流社會，當過財政秘書、干過財政部長、同時也當過首相的梯也爾，他曾經的目標就是為了成為上流社會中的一份子，他成為上流社會之后的目標定在了整個法國統治者的位置，二月革命給了梯也爾這個機會，但是由于異軍突起的拿破侖三世梯也爾翻車。

他之所以會在第二共和國翻車的原因并不是自身因素導致的，而是時代的局限性將他們的目光所及的位置只有大革命，而拿破侖三世遵從他祖父的道路是按照羅馬史的道路前進。

兩個理念的不平行性讓梯也爾將拿破侖三世這頭餓狼錯估成一只為他們看守寶座的土狗，大革命的歷史經驗讓他錯誤的認為拿破侖三世一定會沿著議會斗爭得路線與他們對壘，只要他們能把握住議會他們就可以掌握未來。

手持大革命劇本的梯也爾注定玩不過手持羅馬劇本的拿破侖三世，學習羅馬君主的政變已經成為拿破侖三世的一個預留方案，體制內的拿破侖三世無法打贏波旁宮的話，就要尋求體制外的力量。

在高水平的大眾媒體建立之前，政治智慧和經驗就是要從古典政治著作中尋找，當梯也爾與拿破侖三世拿到的不是同一個著作的時候，梯也爾的悲劇已經成為了注定，更別提還有維克托這樣經歷過碎片化信息與大眾媒體精心科普政治洗禮的人，梯也爾正在一步步走入拿破侖父子為他精心設下的圈套之中。

“據我所知，我們恐怕已經不愿意和我們進行合作了。”對于尚博爾的公開信同樣沒有好臉色的還有巴羅，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的巴羅對于尚博爾這篇智障的公開信與土地貴族的傲慢深惡痛絕。

“必須要限制普選法，我們正統派都不愿意接受一位不受我們控制的人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