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聽聞任弘提議以隸書來抄寫左傳，讓學派擴大影響力時，作為貫長卿的大弟子，徐敖極力反對。

“隸書，徒隸之書也！”

“百余年前，暴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

徐敖鐘情古文，顯然對大漢日常所用的文字不太喜歡，甚至將其看作是暴秦遺留下的一部分，是一種不入流的“殘體”字。

真正的大儒士人，日常勉強用一用就算了，可當要用文字來研習經術時，還是應該用古文這種“正體”字，與他持相同想法的人還不少。

他振振有詞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若連古文都不認識，有什么資格學圣人之書？若以隸書抄寫經典，吾等與為了迎合朝政，擅自更改圣人本意的齊學諸生何異？”

“所謂正體與俗體，乃是虛名而已。”

任弘一笑，朝貫長卿拱手道：“弟子去年在典屬國任職，制作天下輿圖交給石渠閣查驗，有幸在太史令帶領下，于閣中一觀藏書。石渠閣收集天下圖籍百余年，藏品豐富，司馬子長以其為基礎作《太史公書》，其中便多次引用了《左傳》里的文字。”

“那些倉庫書架上，從我完全不認識的殷商龜甲文，到粗略認識的周代金文大篆。不過最多的，還是形體偏離大篆許多的六國文字，稱之為蝌蚪文。”

“弟子心中好奇，詢問了太史和學識廣博的宗正劉路叔，他們告訴我，殷商時，刻畫在龜甲獸骨上的筆畫為正體，銘刻在銅鼎上的金文為俗體。”

“到了周朝時，銘刻在金文成為正體，模擬金文寫在簡牘上的大篆是為俗體。”

“到了六國時，諸侯國各自為政，大篆成了正體，六國各自演變的簡化文字為俗體……”

“秦時書同文字，以小篆為正體，見于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等，而官吏抄錄簡牘公文所用的隸書為俗體。”

“由此可知，今之大篆，古之俗體也。秦漢禮儀與殷周不同，文字也不同。”

“自有漢以來，小篆多只見少數青銅銘文中，不再使用，倒是簡便的隸書成了正體。蕭丞相草律令，亦著其法，童子小學習隸書，成年后，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為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御史輒舉劾。”

給皇帝的上疏，若是用其他大篆小篆文字，或者太過潦草，可是要被彈劾的。

隸書從此大行于世，成了標準正體文字，反倒是大篆，幾乎失傳了，只有名宿大儒才能掌握，但儒生多好復古，越古舊的東西越好，還是捧著這些東西不放，將此視為精英的標簽和優越感的一部分。

就像中世紀不同國度的教士們，都要用拉丁文來解讀圣經一樣，不但堅持古文尚書、左傳要以古文傳授，甚至連《毛詩》也弄出了古文版本。

如此看來，齊學那幫人倒是活學活用，早早擁抱潮流，難怪會討漢武帝喜歡，大行于世。只可惜他們偏離初衷太遠，盤子也大，想要加以改造為我所用太過困難。

哪像左傳，這屋子里坐著的四個人，竟就占了傳人的小半，不需要任弘在經術上有多大成就，只要熬死了他們，任弘就能撐起“左傳宗師”的大旗來。

但試探還是需要的，他得搞清楚貫長卿的態度，任弘指著那被翻了無數遍的《左傳》卷章道：“這些所謂的蝌蚪文乃是魯地文字，介于大篆和六國文字之間。”

“子公兄說，用隸書抄寫左傳，會偏離圣人之意，若是如此，六經本是周代大篆，當用六國文字來抄寫時，已經偏離大道了。”

徐敖爭辯：“所以才需要訓詁，明白最初的文字發音、用意，以免后人誤會，入了歧途。”

任弘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