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歲那年父親的單位蓋了一棟家屬樓，我們的家從城郊搬到了市中心。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居民區中的小院，遠離了湖光山色，我們也不必再和別人家共用一個廁所和廚房。

兩室一廳的房子里我和哥哥住一間臥室，父母住一間臥室。父親用了幾個夜晚畫出一套家具的設計稿，請來木匠給他和母親的房間打了一房漂亮的家具。

次年夏季，父親赤膊上陣用買來的木料彈簧親手做了一個布藝沙發。不得不說，父親是個動手能力很強的人，我似乎遺傳了他的這個基因。

最早發現我動手能力的人是哥哥，他對著自行車壞掉的鎖發呆時，我輕而易舉幫他解決了難題。之后他就慫恿我撬開了父母裝錢的那個抽屜，他按老規矩拿了大頭，分給我四分之一。

東窗事發后我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卻不知哥哥是如何狡辯脫罪了。其實我一開始以為自己和哥哥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小姑與我的對話卻讓我十分震驚。

小姑是家族長輩里唯一幸存的女孩，她與我相貌驚人相似，年齡也只比我大十歲。那年暑假我去爺爺家，剛剛參加工作的小姑問我是不是沒有零花錢才選擇偷竊。

我告訴小姑是哥哥告訴我那個抽屜里有錢的，我沒拿多少。小姑當時的表情很震驚，她問我為什么不告訴父母。我說“我告訴他們了呀！”

隨后小姑陷入了沉思。

九歲的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對成人世界的貓膩毫無防備之心。我知道自己不討喜，卻對這不討喜的原因沒有探索的欲望。或許是從來沒有渴望過得到，我也總是不在意失去。

搬家后的我轉學到一個離家不遠的小學，透過教室的窗子我可以看到家里的客廳。上學的路上再沒有黃狗的追逐，也沒有大哥哥大姐姐打劫。鐵軌倒是有一條，那里是繁忙的京廣線，每次從那里經過都需要仔細聆聽轉角處的聲音，如果發現有火車快要經過，就要快速通過或者耐心等待火車走后再行。

哥哥沒有轉學，他的學習成績不好，為了不至于跟不上進度老師勸他留級。我聽到父母討論這個事情，他們認為換個新的地方兒子又需要適應新的環境，老師對他的情況也不了解，這樣不利于他的學習。

我思考自己會不會因為轉學而不適應，結果發現并沒有。相反，我在新學校的學習成績還得到很大的進步。那年正逢小學從五年改制成六年制，老師鼓勵我直接從四年級升到六年級。

因為和哥哥不在一個學校，我們的生活少了很多交集，我并不太了解他的狀況，直到小學升初中，我考入了市重點他考進了一個低等級的中學，我們在不同的學校讀同一個年級。

從這個時期開始我發現父親對給我起的綽號有了新的定義，那最后一個“一張嘴”以前被他說成是好吃貪吃，現在則成了詭辯的意思。我和哥哥只要在一起就會爭論不休，而我的語言能力往往令他憤怒不已。每當他說不贏了就會想要付諸武力。兩歲的身高差和男女武力值的差別讓他已經可以穩勝我一籌。

盡管我很想搬出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道理，無奈哥哥根本不吃這一套，在幾次打斗中我敗下陣來，只得大喊“媽~他又打我！”

每當這時母親就會對哥哥說“你是哥哥，要讓著妹妹。”母親還會對我說“你就是嘴巴討人嫌，少說幾句會死啊？”

我說不出母親的邏輯有怎樣的不對，但還是隱隱覺得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實治標不治本。

我和哥哥在同一個家庭中長大，獲得的內在驅動程序卻似乎完全不同，父母對他的寵愛似乎將他變成了一朵溫室的花，而我在冷落和嘲諷中成了一棵頑強的野草。這不僅僅體現在我們兩人的身體素質方面，更表現在遇到困難時的心態上。

我喜歡獨自看書，喜歡瘋狂攻克復雜的習題。但哥哥更喜歡待在舒適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