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個社會要完成一次大的變革，一般是要分別通過二種方式。

其一是通過暴力革命，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起新的政權。

這樣的變革，社會付出的代價極大，要有大量的人流血犧牲，戰爭也會給社會方方面面造成極大的破壞。

這種變革代價雖然昂貴，但改變起來容易一些，因為舊有的東西已經砸爛了，不存在了。在舊的廢墟上建立起的國家機器，本身就是從上到下的改變。

還有一種就是改革，也就是在保留舊的國家機器，尋求改變。或者說是利用舊有的國家機器去實現改變。

這樣的改革和前者比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但改變要艱難得多。

新舊的思想，各種新舊的勢力，交織在一起，反復的博弈、較量和斗爭。

每走出一步都會經歷艱難曲折，都要伴隨著巨大的社會陣痛。

而戊戌變法就屬于后者。

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在人事上啟用改革派，比如改革派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楊銳、劉光第、嚴復、林旭等都得到重用。

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筑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

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

軍事上，裁汰綠營，編練新軍。

文化上、廢除八股，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主要目的是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

袁世凱在這次變革中充當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很多人認定，戊戌變法所以失敗就因為被袁世凱所出賣。

戊戌變法中存在維新派和守舊派，袁世凱屬于哪一派呢？

戊戌變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

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北京應試的一千三百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雖然，此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但這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的一次演習。

公車上書失敗后，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制造輿論，培養人才。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鼓吹變法，并組織了一個強學會。

從思想體系上來說，袁世凱肯定屬于維新派。

從年輕時開始，他就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否則，他的科舉之路也就不至于走得那么糟。

在朝鮮他就用“西法”訓練新軍，可見他對外是呈開放姿態的。

駐節朝鮮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視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語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凱就結識了康有為和梁啟超，并替康有為把萬言書呈遞給榮祿。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為組織強學會時，他是參加者之一，而且是積極分子。曾為學會捐款五百元，還發動別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凱上書支持變法的翁同龢，并公開宣稱“時局危險，必須變法，變法之政一時難于畢舉，應選擇用人、理財、練兵三項著力變革。”

事后不久，袁世凱繼續上書“中國目今情勢，舍自強不足以圖存，舍變法不足以自強。……各國之所以富強者，不過用變法之人，行變法之政；我之所以貧弱者，不過用守舊之人，求變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凱還在和翁同龢討論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