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北京起義，據知情人介紹具體計劃是以二十九日晚十時由革命黨鳴炮為號。

炮響后，革命黨率眾即發難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袁世凱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進攻西華門，同時命其長公子袁克定率兵三千攻取東華門。

此前，革命黨人陳濤、鄺摩漢、王振漢、易宣等由武昌、沈陽先后到津。鄺摩漢、王振漢很快轉赴北京。

陳濤，出生年于一八八四年，早年就學，后到湖北沙市，投身清軍巡防營，并加入共和會。一九一一年，參加武昌起義，任某部參謀長，率部與清軍多次激戰。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與王金銘、施從云等在直隸（今河北）發動第二次灤州起義，任前敵指揮使兼軍事參謀長。后被清軍包圍，突圍后退守昌黎。在戰斗中不幸犧牲。

鄺摩漢，字振翎，清光緒十年十月十二日生于尋烏縣留車鄉黃羌村，家境貧寒，但聰明好學，成績優異。

高小畢業，進南昌憲兵學校讀書，并輸送到日本深造，留學于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

清宣統三年（1911）回國，參加武昌起義，后被派到直隸發動起義，失敗后投身教育事業，任國立北京政法大學教授。

在北京期間，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五?四”運動。民國十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教育戰線，致力于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

民國十六年后，先后出任武漢中山大學教授，經濟科主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北京文化大學教務主任，南京文化學院副院長等職。

著有《黃埔叢書》、《石溪集》等書。在北京期間，培養在京求學的劉維鍔、鄺才誠等，引導他們投身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并且倡導創辦革命刊物——《尋烏》雜志。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任教期間，被人投毒陷害致死，時年四十八歲。

其余諸人不詳。

當晚，革命黨人踐汪兆銘與袁世凱之約，準時集結于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計劃兵分三路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

十時，準時炮響，而袁世凱所說禁衛軍第四標，及其子袁克定率領的三千人只影未見。

倒是軍警早就布網以待，捕去革命黨李漢杰等十余人。高新華、陳雄不愿被俘而自殺。

不少人悲憤地說“袁世凱、汪兆銘果相濟為奸，以殺我北京革命同志矣。”

這一次很明顯是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玩耍的陰謀活動。

汪精衛是其同謀還是被蒙騙，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此事沒影響汪精衛和袁世凱的關系。從哪以后，汪精衛仍全心全意的維護著袁世凱。

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同盟會支部負責“庫藏”的女同志杜黃，曾在一次報告中道出了汪精衛地作為。

她說“本支部部長（汪精衛），固主張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動，軍警之聯絡，槍彈之購置，向不措意。庫存手槍、子彈因年代久遠，子彈大多不合手槍口徑，所以不能用。”

支部軍務部長呂超和汪精衛也有過爭論，呂反對“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于清帝之臣仆”（指袁世凱）接替清帝的軍政大權，那就和“父死子傳、兄終弟繼”無異，根本不是革命。

呂超還曾制定京畿革命計劃，準備聯絡近畿各軍中他的陸軍同學，發動起義，以傾覆袁世凱。

由于汪精衛的干預和反對，呂超的京畿革命計劃無法實行。

武昌首義成功后，北方的革命黨人，曾請求湖北方派員指導北方的革命。湖北軍政府對此給予了積極回應，派出胡鄂公等人前往。

胡鄂公（1884—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