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的和氣，解決不了深層的矛盾和恩怨，黎元洪和袁世凱應該是在私下策劃了什么。因為很快，袁世凱再次發來電報邀請張振武赴京。

袁世凱很認真地對張振武說，正準備商談研究蒙古屯墾事宜，怎么就走了？請張振武到京，共商大計。

張振武再一次信以為真，帶著方維和三十多名兄弟赴京。走時，黎元洪臨行還給帶了四千元，做為路資。

張振武很滿意，可他哪里知道，他們一行四十余人前腳剛到北京，黎元洪給袁世凱的電報后腳就到了。

“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贊同革命，起義以后充當軍務司副司長，雖為有功，乃怙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巨款……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敢，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系屬同惡共濟，并乞一律處決……”。

無論如何，正值與南方革命黨的蜜月期。袁世凱對革命黨肯定沒好感，但殺武昌首義的大功臣，袁世凱還是要慎重考慮的。

便回電說：“原電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等，近于空言，似不得為罪狀”，要求黎元洪補充說明，確認黎元洪所說情況是否屬實。

黎元洪實在是迫不及待，當即再度回電，說明“張不獨為全鄂之害，實為天下之害”，同時還派了饒漢祥等人，快車進京，面見袁世凱，“告袁以鄂軍隊俱已布置妥協，萬無他虞，請即日行刑”。

袁世凱見黎元洪已做好準備，于是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發布軍令處決張振武。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張振武在德昌飯店宴請同盟會和共和黨要人，希望“消除黨見，共維大局”。

八月十五日晚上，為增進南北感情，他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洋將領姜桂題、段芝貴。酒席散后，張振武與馮嗣鴻、時功玖分乘三輛馬車回旅杜。

途經正陽門時，潛伏的軍警突起攔截。按照袁世凱的軍令，將張振武捆綁起來，押解西單牌樓玉皇閣京畿軍政執法處。

臨刑前，張振武還抱一線希望，要求公開審判，根據罪名定刑，“豈可憑空殺人”。

負責監刑的執法處長陸建章晃著袁世凱的命令，“大總統軍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審訊。”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

張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國如此黑暗！”

一九一二年八月月十六日凌晨一時，張振武在執法處被綁于木樁上，其腿、肩、腦、腹、胸等處共中六槍，“死時腹裂腸出”。當晚，張振武的親信、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也在旅館被捕，隨即槍決。

這就是震撼民國的“張振武案”。

張振武案發后的第三天，參議院中以張伯烈為首的20名共和黨議員提出了《質問**槍殺武昌起義首領張振武案》，指責副總統以非罪要求殺人、大總統以命令擅改法律、違背約法。

報界紛紛發表評論，指責此案與民主法制相悖。于右任主辦的《民立報》認為，“共和國家全賴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惟司法官乃能執法律以生殺人，大總統不能出命令以生殺人。今以民國首功之人，大總統、副總統乃口銜刑憲，意為生殺！”

《亞細亞日報》評論道：“即使在專制獨裁的清朝，汪兆銘謀刺攝政王之后，鐵證如山，審判之結果也只是予以監禁，而在倡導法治的民國，沒有審訊和證據，下一個命令就能殺人，連清朝都不如！”嘲諷袁世凱這位民國總統與專制皇帝完全一樣，他們的命令就是法律，就是圣旨；

“民國雖建，但人治猶在”。《亞細亞日報》的評論者還就張振武案，將民國法律與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擊袁世凱與黎元洪。

面對參議院的質問和輿論的壓力，袁世凱隨即拋出了黎元洪，公布了他們之間的電文，說明是奉副總統命令將張振武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