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社會各界大多希望維持穩定。如上?？偵虝粲鹾推?，有誰“先啟兵端”，“即為與人民為敵，視為亂黨”。蘇、浙士紳及國民黨名流汪兆銘、蔡元培也奔走調停。

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宣稱：“暴民政治之禍，甚于洪水猛獸，妄啟戰端會招列強介入，禍國殃民?！?

短短一年，時局完全改觀，內外形勢都對國民黨很不利。

為了孤立國民黨討袁派，袁世凱迎合人們的心理，作了多種宣傳。針對一些人的“厭亂”心理，他有意作出種種“寬容”、“忍讓”的姿態，連篇累牘地發布文告，指責討袁派“潛謀內亂”、“破壞民國”，并極力表示非至萬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還特別強調，之所以“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不肯張皇武力”，“并非無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為“財力枯竭，民不聊生”，“國家不堪再擾亂了”。

袁世凱針對討袁派在上海“運動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的情況，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頒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衛商民”。

他說：“如有匪徒借端擾亂，損害商人，唯該都督、民政長是問。本大總統誓將犧牲一切，以捍衛我無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頒發“提倡實業”文告，侈談“營業自由，載在國憲，尤應尊重”。袁的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時，他們曾經踴躍捐助軍餉，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數激進者外，大多數對“討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來，袁世凱還傳令嘉獎各地商會“拒亂有功人員”。

為了消除人們對他擊敗民主派后恢復封建專制的憂慮，他還一再公開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撫和爭取了立憲派和中間勢力。

國民黨內的那些激烈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行動竟然遭到了這么多人的反對。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們是以反袁為借口，實質上是為了權力之爭。有人甚至罵他們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所謂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對使用武力解決“宋案”表示異議。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后，由于一些雜牌小黨的加入，聲勢雖大，但其成分已經很復雜。

而且很多同盟會的老同志也認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祿者不在少數，譬如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當時的形勢與辛亥革命時已大不相同。何況袁世凱的勢力比之辛亥革命時更為的壯大，國民黨內部對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沒有信心。黨內的軍事領袖黃興，在南京的戰事還在進行中就不辭而別，何嘗不是這種態度的體現。

“二次革命”爆發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及其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這場革命因為沒有得到國內眾多實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敗。

反過來說，國民黨所發起的這場戰爭非但沒有達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給了袁世凱一個樹立權威的好機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雖然身為大總統，但他對很多地方上實際上是無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當時的全國各省基本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舉債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黨魁、軍閥彼此間也是爭斗不休。鬧得厲害了，自然不乏刀槍齊動、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無噍類。譬如副總統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黨、造反派幾乎是數以百計，這些人何嘗不存爭權之私心。

由于革命黨人當年鬧革命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