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多的吸收了會黨領袖，而這些人往往是一些為社會所不齒的渣滓流氓（如應桂馨之流），這些人實際上毫無革命信念，一旦當權，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場中人，都知道當家不易，管事很難，把事管好更難。相反，一些革命黨人，一朝大權在手，便忘乎所以。以為有權真好，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而亂搞一氣；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權而很快腐化墮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亂的民國還不如腐朽然穩定的大清，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當時又拿這些人沒有辦法。

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社會的動蕩反使得人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政.府出現。由此，袁世凱正好成了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會主動接受什么革命大義，他們當時最希望的是袁世凱能夠撥亂反正，盡快恢復秩序，繼續過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眾的響應，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國初期民主潮流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實際存在的兩個營壘的對峙。武昌起義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殊時期。這期間，革命黨人擁有相當的軍政實力和革命聲勢，他們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標，使中國朝著實現共和的道路向前邁步。

袁世凱從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時間，民主的氣氛較為濃厚。幾百個社團、幾十個黨派群起紛立，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

做為革命黨的主要代表的同盟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為公開政黨，八月改組為國民黨。立憲派控制的組織有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亦被允許注冊和開展活動。

甚至像陳翼龍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攻擊袁世凱政.府的真誠的社會黨人，也可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

據統計，至二次革命前，全國報紙總數近五百種，銷售數量達四千二百萬份。其中新創辦的報紙，北京約有五十余種，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種，天津、廣州分別為三十五、三十種。不僅擁袁的報刊，而且制袁、反袁的報刊也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各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學說，亦允許見諸報端或公開演講宣傳。國民黨背后資助的報紙，如上海《民權報》等“無日不罵項城”，當時也未遭到封閉捕殺之禍。

興辦企業是這一特殊時期出現的另一熱潮。它與民主思潮有關且并發前進。

這一時期，應當說袁政.府在抓經濟上也是可圈可點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發展實業。

人們建設祖國的熱情被大大激發出來，這一切都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各種實業團體紛紛成立，如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中華民國鐵道協會等，數量達七十余個，幾乎遍及各省區。

新的民辦廠礦企業猛增。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全國共設三千九百三十七家，平均每年設廠一三一二家，將近達到一九零四—至一九一一年間每年設廠數的兩倍。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氣氛的濃厚，文化教育事業也勃興起來。大中小學數量明顯增長，民國元年的學生總數超過宣統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學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氣氛，經濟上的發展勢頭，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這些當然與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專制統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同時民主潮流的發展又似乎為人們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圖景。

在這樣的情勢下發動“二次革命”，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也很難不違民意。

歷史總是充滿了諷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統一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凱統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