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的一個重大的分歧，發生在對外借款上。

南京臨時政府因財政極其困難幾乎無法運轉，曾試圖與華俄道盛銀行簽署一個借款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全國稅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國人早就為外債和賠款壓得喘不過氣來，南京臨時政府有什么權力支配全國的稅收？參議院討論此案時，湖北議員劉成禺憤然離場，以辭職相威脅。

《民生日報》趁機發難，連篇累牘刊文痛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電孫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輩呼號力爭，言猶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謝我民國？……”聲稱自己和湖北軍政府“固守鄂中已歷半載，戌馬危急之頃，絕不敢言借債抵稅，以誤國民。”表示了對借債的堅決反對。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與統一黨、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合并為共和黨，黎元洪當選為理事長。共和黨成了參議院院中可以和同盟會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黨鄂支部成立，孫武當選為支部長。

原來，湖北的革命組織是以孫武為首的共進會，和蔣翊武為首的文學社合合分分，現在則被共和黨和同盟會的對立而取代。

不久發生了我們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會事件”。

“群英會事件”從表面看是對著孫武來的。當時的孫武，個人利欲有些膨脹，作風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志，各方對他多有不滿確是事實。

但“群英會事件”也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統治。在這個大目標下，大家是能夠聯合起來，采取一些聯合的行動。比如，武昌起義前的共進會和文學社。

但是。每個組織，畢竟都是獨立的組織，有各自的愿景和訴求。因此在有些方面，有些場合，這些在某個目標下聯合起來的組織，很有可能成為相互對立的存在。

同樣的，每個個人所以加入某個組織，從根本上說，這個組織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當大家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奮斗的時候，大家同樣也是能聯合起來，采取聯合的行動的。但是，另一方面，每個人又都是獨立的個人，當他投身一個事業時，也會有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別是有的人，甚至會懷有很高的奢望。

當這些奢望在起義勝利后得不到滿足，就可能懷有很大的怨氣，就可能遷怒于人。比如在“群英會事件”中，很多人就把這股怨氣，和諸多不滿加到了孫武身上。

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共患難容易，同富貴難。

任何舉事和變革，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辦得盡量合理一些，各種關系協調得好一些，考慮問題全面周到一些，矛盾和沖突就會少一些，情況也許就會好很多。

比如，南京臨時政府組成時，如果照顧到首義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于從同盟會中分裂出去。如果孫武能把湖北的問題，處理得好一些，或許，“群英會事件就不會發生了。”

但是。南京那邊搞得不好，民社分離出去了。孫武這邊搞得不好，“群英會事件”也發生了。

孫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漢口。事后，他找到鄧玉麟，想調兵對群英會進行報復。但城內的部隊都布置在防御區，武昌一線都是“群英會事件”的發起人黃申薌的十四標駐守，無兵可調。

后來，經漢口富商蔡輔卿、李紫云從中調解，達成休兵條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變，大家共擁之。

第二，亂兵回營，商鋪復市。

第三、孫武“于報端刊登養疴外游之廣告”辭職。

黎元洪一方面批準了孫武“養疴外游”，另一方面對“群英會事件”發起人黃申薌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