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wèi)答道：“眼前有景道不得。”

黎元洪插話：“昔人已乘黃鶴去，孫君今登黃鶴樓。”

逗得大家一陣大笑。

中山先生看到武漢被長江和漢水隔成三地，心中突然冒出一個大膽想法。自言自語地言道：“要是有一天能在江底挖一條隧道，把三鎮(zhèn)連在一起，該有多好？”

黎元洪在一旁馬上附和：“好主意！好主意！”

遂叫人取來筆墨，清中山先生以“開挖隧道”為題，寫一條幅以激勵后人。

中山先生略思索了一下，題筆寫下：“溝通大洋之頂水點。”

中山先生在武昌逗留期間，除與黎元洪進行幾次長談外，還應邀在同盟會湖北支部，武漢報界聯(lián)合會發(fā)表演講，在同盟會支部發(fā)表演講時，對于黎元洪關于將武昌做為國都的建議給予了回應。

他說：“欲求鞏固安全之策，非遷都南方不可……就南方而論，又有南京、武昌之爭，而兩地相交，乍看起來，好像沒什么區(qū)別。然而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關系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認真研究。”

中山先生的這番話，黎元洪和湖北的這些人聽著，是很受用的。

中山先生于十二日離鄂去滬，臨行前給報界聯(lián)合會寫信一封。言道：“聯(lián)合會諸君大鑒：……文于武昌首義之地，心馳已久，故中道來鄂，既得承黎副總統(tǒng)之大教，且與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于一堂。慰百戰(zhàn)之辛勤謀建設之端緒，誠知非數(shù)日間所能竣事，只愿以最鍛之時間，慰向來之渴望，其不盡之情，留待他日重來，再作詳述。報界諸公，當不此匆匆見責也……臨楮神馳，肅此侯撰安!孫文謹啟。”

中山先生此次武漢之行，給他留下了美好印象。黎元洪及官方的盛情接待固然讓他感動。而更使他心潮澎湃的是，鄂之底層民眾的熱情和擁戴。

一個為民著想的，把老百姓記在心底的人，是會得到民眾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愛戴的。而來自人民群眾的愛戴，也能更使領袖人物對民眾更深懷敬畏之心，所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這一次，孫中山和黎元洪個人也結下了深厚情誼。兩個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后來，黎元洪第二次從大總統(tǒng)的位置上下來，眾叛親離，四面楚歌。中山先生為安慰黎，特派汪精衛(wèi)請黎元洪到廣州敘舊。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偕夫人宋美齡北上，途經(jīng)天津，在張園小往。黎元洪獲知后，即遇李根源前往拜會。

中山先生此時已重病在身，兩人再次見面，百感交集，豈料這次見面竟成永訣。

翌年，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黎元洪聞此噩耗，異常悲痛。持在自己天津的家中設靈堂祭奠，親自日夜守靈，使天津各界人土得知此事后大受感動。

這是兩個性格迴然不同的人，一剛一柔，一張楊一沉穩(wěn)，一放蕩不羈一不露聲色……他們這對偉人的友情，被很多人所稱道。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剛柔并濟吧。

黎元洪提出的軍民分治的政策，因遭到南方革命黨人的幾個都督，李烈鈞、譚延闿、胡漢民、蔚文柏等人的反對，袁世凱無法推行。中山先生離開鄂后，黎元洪不忘先生“社會革命”的重托，決定在湖北，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身體力行推行“軍民分治”，在他看來這肯定是利國利民之策。

他的做法是，將總攬大權的軍政.府撤消，代之以平行設置的都督府和民政各司其職，互不干涉。

行政管理總需要富于管理經(jīng)驗的人來擔任，民政長黎元洪選中了晚清老臣樊增詳做湖北的民政長。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別字樊山，號云門，晚號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