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復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誤于前，今又何可再誤于后？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誠不知其可也。如謂法律不妨以命令復也，則亦不妨以命令廢矣！今日命令復之，明日命令廢之，將等法律為何物？且甲氏命令復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廢之？可施之于約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憲法？如是則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隨為轉移，人民將何所遵循乎？

“或謂國人之于元年《約法》，愿見之誠，幾不終日，故以命令宣布為速。抑知法律爭良否，不爭遲速，法而良也，稍遲何害？法不良也，則愈速恐愈無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將蜂起而議其后矣！縱令人切望治，退無后言，猶不能不慮后世爭亂之源，或且舞法為奸，授我以資為先例，是千秋萬世，猶為國史增一汗痕，決非政府所敢出也。總之，復行元年《約法》，政府初無成見，所審度者，復行之辦法耳！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無吝教言，俾資考鏡。”

唐紹儀、梁啟超、伍廷芳等則致電駁復，詞意堅決“如此次我大總統依法繼任，政府對內對外，迭經聲明，所依何法？非根據元年《約法》規定程序所衍生之大總統選舉法耶？使三年《約法》而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則被該法所廢止之《大總統選舉法》，定當非法，云何能依？果爾，則何不于六月九日，開所謂石室金匱以別求元首？夫我總統正位，而國內外共仰為合法者，無他焉，以三年《約法》之不成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長之機關為國務院，國務院者，元年《約法》上之機關，三年《約法》所未嘗有也。三年《約法》若為法，元年《約法》定非法，公所長之院何由成立？今發布院令而中外共許為合法者，無他焉，以三年《約法》之不成法也。揆諸法理如彼，征諸事實如此，則三年《約法》之非法，確成鐵案。”

唐紹儀、梁啟超、伍廷芳等的電文，一語中的。如果按袁氏《約法》，現在的國務院都是非法的，何論其他。

其實，段祺瑞不會不知道，新約法突出的是總統的權力，這恐怕是他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段祺瑞實在是不想恢復舊《約法》和國會，于是想效法袁世凱，搞個約法會議，來修訂一個新約法。

這么大的事段祺瑞不與自己這個大總統通氣，就自作主張，黎元洪索性作壁上觀。

舊《約法》和國會是辛亥的主要成果，是民主共和的基石，在革命黨人和有識之士看來，不恢復舊《約法》和國會，就不可能重造共和。

六月二十五日，發生了一件大事。駐滬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練習艦隊司令曾兆麟發表聯合宣言，為捍衛舊《約法》、捍衛共和，上海海軍宣告獨立。

他們通電全國“自辛亥舉義，海上將士，擁護共和，天下共見。癸丑之役，以民國初基，不堪動搖，遂決定擁護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誠，仍后先一轍，想亦天下所共諒。洎乎帝制發生，滇南首義，籌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曉，然于所謂民意者，皆由偽造，所謂推戴者，皆由勢迫。人心憤激，全國擾，南北相持，解決無日。戰禍迫于眉睫，國家瀕于危亡。

“海上諸將士，僉以丁此奇變，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從美名，無補于大局，當與護國軍軍務院聯絡一致行動，冀挽危局。正在進行，袁氏已殞。今黎大總統雖已就職，北京政府仍根據袁氏擅改之《約法》，以遺令宣布，又豈能取信天下，饜服人心？其為帝黨從中挾持，不問可知，我大總統陷于孤立，不克自由發表意見，即此可以類推。是則大難未已，后患方殷。

“今率海軍將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護國軍，以擁護今大總統，保障共和為目的，非俟恢復元年《約法》，國會開會，正式內閣成立后，北京海軍部之命令，斷不承受。誓為一勞永逸之圖，勿貽姑息養奸之禍，庶幾海內一家，相接以誠，相守以法，共循正軌而臻治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