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璋做了總統(tǒng)后，曾表示尊重責任內(nèi)閣制，對于段祺瑞用人和行政方面的決策都不干涉，段對馮在態(tài)度上也比對黎元洪時好得多。

馮和段這兩個實力派，從袁世凱小站練兵就在一起共事，在反對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中始終站在同一陣線，按說，他們應該能處到一起，其實不然。

從馮與段的性格上看，段祺瑞比較強勢剛愎，有主見。而馮國璋雖給人的感覺，顯得軟弱、庸碌，好商量事，但其實是個極有心機之人。而最重要的，想讓馮當一個和黎元洪一樣的受氣、什么事都不能管的總統(tǒng)，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而段則是決不肯放棄半點權(quán)力的，因此兩人的爭斗反而是不可避免的。

前邊說過，張勛復辟后，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國家大局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并令他掛帥討賊。

討逆勝利后，一直在努力調(diào)解府院之爭的張國淦曾力勸段祺瑞迎黎元洪復位，他說“相對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實比較容易，因為他手中無兵，而且剛經(jīng)受過挫折，會吸取教訓；而馮國璋既有兵權(quán)，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強好勝，因此將更難對付。”

張國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對段祺瑞的一片愛護之忱。

有人說，如果段祺瑞能夠接受，學古人將相和，也許可以開創(chuàng)一個雙贏的新局面。可惜他對黎元洪罷免自己耿耿于懷，終于因私而廢公，挾憤而忘義，拒絕了這個建議。

雖然，歷史不可能是個別英雄人物所創(chuàng)造。但手握稀有資源，像段祺瑞、黎元洪這樣身居高位之人，他們對歷史進程所起的作用自然是普通人無法相比的。如果他們能有廣闊胸懷，能有超人智慧，有良好的個人品德，能順應歷史潮流而動，應該是能夠使歷史的進程少走一些彎路的。

不消說我們這個剛剛從專制中走出的新成員，就是國這樣的民主制度較為健全的國家，換上一個任性妄為的總統(tǒng)，也把國家禍害得不輕。所幸是民主制度，有任期，任期滿了，可以通過選舉把他搞掉。如果是封建專制下，遇到這樣的皇帝，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揭竿而起，改朝換代，這要以天下大亂，人們的苦難為代價。還有一條路就是逆來順受，希望這個壞皇帝死后，能換上一個好一點的皇帝。

或許，可以選擇，萬一沒選好還能有途徑挽救，這無疑是民主共和優(yōu)于封建專制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段與黎的府院糾紛中，段固然是主要責任的一方，但黎的責任也是不可低估的。試想，如果黎對段能像當初對他曾經(jīng)的頂頭上司張彪一樣的忍辱負重，一樣的事事忍受，段難道就不能被感動嗎？是不是當了大總統(tǒng)，地位變了，人也變了呢？

再者說，請神不能送神，圖痛快把段祺瑞這個總理免掉，惹了多大的禍呀！

但是，如果我們把府院之爭，僅僅歸咎于個人的原因，那對問題的認識就太淺薄了。從專制到民主共和，不會是一帆風順，更不可一步到位的。是要走過艱難曲折的道路，是要經(jīng)過一番磨難的，而府院之爭是不是這磨難的一部分呢？

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鮮的舶來品，我們肯定要有個適應和學習的過程的。而更深層的是經(jīng)濟的原因，受限于一定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歷史局限性。而走向民主共和，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有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一代與民主共和相適應的，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識的新人。這樣的人，也可以稱為合格的公民，或許是民主共和的真正基礎(chǔ)。而這一代新人，同樣是需要一定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物質(zhì)生活水平才能培育長成。

西方的共和體制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總統(tǒng)制，另一種是法國式的內(nèi)閣制。這兩種制度各有優(yōu)劣，總統(tǒng)制度下，個人的權(quán)力要大一些，優(yōu)勢是效率高，劣勢是個人弄不好要胡作非為。而內(nèi)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