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應該是正好相反。至于哪個國家更需要總統制或是內閣制，或者還有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這不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西方的共和體制，肯定也是經歷過一個完善的過程的。從這兩個制度不難看出，他們也經歷過不止一次“府院之爭”，所以演繹出兩種較為典型的制度。

而無論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和封建皇帝相比，個人的權利都是很有限的，有法律和制度對其制約。當然，這里的前提是國家有力量保障法律和制度對個人權力的制約，或者是國家已經發展到法律和制度對個人的權力有制約的能力。

我們還是說段祺瑞和馮國璋吧。

開始時，在馮國璋看來，他當了副總統都高段這個總理一頭，當了總統至少要高段兩頭了，自己是要做一下姿態的。所以能主動的放低身段，主動的胸懷若谷。這樣，當然相安無事。

但時間長了，他品出滋味了，原來和段共事的這個總統，差不多是啥也不是，這情何以堪呢？

你退一步，人家說不定要進兩步。不行得爭。

這爭執的第一遭，是軍權，這也是歷來總統、總理間的爭執焦點。馮就任不久，就想恢復“大元帥陸海軍統率辦事處”，段當然不肯同意。段在國務院設立了“參陸辦公處”，以取代袁世凱時代的“統率辦事處”。

馮要過問全國大事，堅決不做有名無實、像個泥塑的大總統。段在這一方面總算讓了步，自民國六年十月八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員向總統報告政情。

可是，總統、總理之爭，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讓一點步就可以和緩。

在用兵方面，段的主張是武統南方，而馮和陸榮廷、唐繼堯有交流，希望和南方和解。

在對四川用兵時，是平定四川內亂，從表面看是不得已而為之，兩個人沒產生太大的分歧。但是對湖南用兵不一樣，于是，兩個人的矛盾和沖突公開化了。

段派傅良佐督湘后，湖南旅京士紳要求政府勿在湖南用兵，他們向馮請愿，馮叫他們去問內閣。這就是明明告訴請愿的人說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與我馮國璋無關。

劉建藩、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內閣決定下討伐令，馮認為這是小題大作，應該大事化小，所以馮便不肯在討伐令上面蓋印。

當湖南戰事發生后，北京政府的討伐令仍沒有頒布。有人把當時的情勢如此形容“段內閣對外（指對德奧）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

馮、段兩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爭。這兩系在軍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盤，可是他們也各有弱點。直系占有長江三省地盤，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蘇不相聯結，并且因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蘇更是處于皖系勢力的三面包圍中。至于馮國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勢力范圍內。

不過，皖系軍人紙上談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時，必須越過長江，要經過直系的地盤。直系地區雖然分散，卻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經的通道，所以段在征南軍事上必須要取得馮的支持。

需要合作了，馮手里有了籌碼，也就可以互相牽制了，于是，沖突也上臺階。

段的武力統一，軍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錢的，錢從何處來呢？只有借款一途。

當時因為歐戰激烈，英法無力借款，日本遂乘機而入。段祺瑞這時亦想借日本的支持達到他征南和統一的夢想，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請他兼攝財政總長。曹是著名的親日派，段后來為國人攻擊賣國，和重用曹有很大關系。

日本為了對中國貸款，以朝鮮、臺灣、興業三銀行合組一特殊銀行團，由日人西原龜三經手，這便是后來有名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的背景是日本大隈內閣曾以強硬態度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企圖一舉鯨吞中國，遭到中國人民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