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戰派穩居上風后，不止是要嚴懲西南人物，同時也要整肅北方主和派，并且還明目張膽地要求寬赦帝制犯。

很快，北京政府下令“據督軍曹錕等呈時事多艱，人才難得，查有梁士詒、周自齊、朱啟鈐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輯，嗣于上年七月間軍事猝起，奔走擘劃，多所裨助，擬請略跡原心，復其自由等語。梁士詒、周自齊、朱啟鈐免予緝究。”

接下來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總統府顧問、孔教會會長）根據這道赦令，呈請為張勛和康有為開脫“帝制犯可赦，復辟犯亦可赦。人才難得，法律平等。”

這畢竟是建立在“討逆”成果之上的政府，還是要有所顧忌，于是，北京政府批了“應從緩議”四字。

只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督軍曹錕等呈稱雷震春、張鎮芳歷居要職，卓著勵勞，名刑書，才有可用等語。著即開釋，發交曹錕軍前效力”。

曹錕、倪嗣沖、段芝貴、張懷芝、張敬堯等人都是洪憲帝制派，其中如段芝貴，本就在西南方面要求懲治的名單上。這些人一直對懲治帝制首惡深惡痛絕、耿耿于懷。

在他們的壓力下，北京政府很快又發表命令“所有民國五年、六年通緝之楊戾、康有為等，均免予緝究。”

此時的馮國璋，已經淪為主戰派的橡皮圖章，基本成為傀儡總統。

皖系主戰派繼續加大火力打擊直系主和派。馮國璋的替罪羊江蘇督軍李純被迫請假不見客，湖北督軍王占元自請罷官，江西督軍陳光遠因受革職留任處分而請辭職。

這一次馮國璋總算有了點主見，深抱不安去電慰勉這幾位“璋與足下，交非恒泛，無論感受何種刺激，絕不容獨善以棄國家。”

一月七日內務總長錢能訓在國務會議上提議懲戒李純，全體閣員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

后有人折衷建議用國務院名義電斥李純，王士珍也不同意。

最后由閣員九人聯名發電）譴責李純，王士珍沒有列名。

一月八日張作霖發電斥責李純“身膺節鉞，首倡調和，長彼兇鋒，怠我士氣，實足貽我北派之羞而為天下所笑。”

李純對斥責他的電報都有反駁。他有電向王士珍申明，他前此的電報是對南方緩兵之計，是可戰可和統籌兼顧，從沒有阻撓南方的軍事討伐。他指責九名閣員聯名的電報，總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個私人攻擊。

他說“斷章取義，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國殃民之罪，在君主時亦未聞對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也有電譏諷張作霖“主戰之聲高而且烈，然未見一兵南來，欲仗虎威殺盡同胞，削平內戰。”

一月六日，曹錕動身南下，在孝感設立南征大本營，又在漢口劉園正式成立了第一路軍總司令部。同時把代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改“代”為“署”，統率第三師由鄂北開往鄂南。

一月十二日，張敬堯統率第七師由徐州經鄭州南下，十五日到達漢口。

北京政府特派殷鴻壽為前敵總執法官，授予七獅軍刀一柄，對臨陣退縮的官兵可以“先斬后奏”，殷率劊子手四十名到漢口。

殷鴻壽（1867年－1932年）字獻臣，直隸天津人。

一九一一年，任馮國璋之第一軍軍法處處長。一九一二年七月，任直隸省口北道尹。一九一三年三月，任直隸範陽觀察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任江蘇都署軍法處處長、蘇常道尹、蘇常鎮守使、陸軍軍法裁判處處長。

第二路軍的施從濱師也安全通過浦口，于一月十八日搭輪船到九江。

北洋軍首先進攻荊、襄。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師吳佩孚部在東，南陽鎮守使吳慶桐部在北，分兩路進兵；荊州方面，吳光新部李炳之旅經長陽、百羊從西面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