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真需要時，他會怎樣，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這理所當然遭到各方的反對，耗盡了別人的氣力，再由奉軍前往接收，當別人是小孩子嗎？

于是，這個問題大家便爭論不休、你推我賴。

天津會議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團結，對督軍本人沒參加也沒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則提出了特別的要求。這明顯是針對直系的長江三督，他們沒有參加天津會議，也沒有派代表列席。

于是，天津會議以全體成員名義去電，征求他們對“南征問題”有何意見？請他們迅速答復。

長江三督很快回答說毫無意見，只愿意保境安民。

這次的天津會議雖有張作霖親自參加，但除了爭執(zhí)，什么事都無法議決。各省軍閥在此期間，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軍餉，他們開出來的數(shù)目是一千五百萬元。

沒有錢當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內閣便忙于在“錢”上面動腦筋。

財政總長曹汝霖建議發(fā)行金幣券二億四千萬元，向朝鮮銀行借款八千萬元作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金幣券代表的貨幣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幣制局為發(fā)行金幣券的監(jiān)督機關，另設貿易公司經營發(fā)行及國際匯兌業(yè)務。

段祺瑞采納了這個建議，擬就發(fā)行金幣券條例，請馮國璋公布施行。而馮又一次拒絕蓋印。

但馮最終還是妥協(xié)，在八月九日召集各部總長和中交兩行負責人在公府舉行會議，討論發(fā)行金幣券問題。

曹汝霖在會議上報告，他說發(fā)行金幣券是改革幣制，是采行金本位的準備步驟。

八月十日，馮以總統(tǒng)名義公布制定金幣券條例及幣制局官例。

西方國家對北京政府這項措施表示堅決反對，這時由于歐戰(zhàn)已接近尾聲，列強又有精力關注中國了。

他們認為中國改革幣制應該先同五國銀行團商量，不應該單獨行事。他們更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種勾結，全力阻止日本對華借款的壟斷。

于是，便聯(lián)合起來，對中國發(fā)出強烈抗議。

日本政府迫于壓力，也不愿過分招致西方國家的惡感，便召回了留在中國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對于金幣借款一事也暫不考慮。

于是，發(fā)行金幣的事也就只能落空。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結，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軍火的供應只便宜了奉軍，兩次日本軍火都被奉軍劫取，借款雖不少，但最急迫需要的是軍火。

天津會議是七月三十一日開始的，八月九日在無結果中結束。張懷芝和倪嗣沖都離津返回，張作霖卻仍留在天津，他這時對于北京的政壇已發(fā)生了興趣。

張作霖在天津竟無意中發(fā)現(xiàn)，從三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第三次組閣起，徐樹錚一共代領到奉軍軍費五百五十萬元，但奉軍只實收到一百八十余萬元。經他他進一步追查，發(fā)現(xiàn)徐樹錚把其他的錢用在編練參戰(zhàn)軍和組織新國會的選舉上，小徐竟敢對他搞“假報銷”。

張作霖自入關后，與各方接觸中，聽到的盡是徐樹錚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挾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軍。他心中對這個小徐已經很厭煩，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他竟擅把奉軍軍費移作別用，欺負人欺到了他的頭上，怎么可以？

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樹錚的奉軍副司令職務，并且聲言找小徐算帳。

段祺瑞聽說張作霖翻臉，生怕鬧出別的麻煩，趕快叫徐樹錚去向張謝罪。

那些錢本來不是給奉軍的，只是經一下他們的手。現(xiàn)在倒好，弄假成真，還得承諾在短期內歸還這筆款子，段祺瑞覺得很虧。

民國七年修正的國會組織法，于二月十七日由王士珍內閣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內政部籌組國會事務局，依修正法籌備國會選舉。

為了控制國會選舉，由徐樹錚在幕后支持，組織安福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