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吳佩孚師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驅張請愿團”，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會及吳佩孚駐軍的衡陽請愿。

驅張請愿團先是由學生發(fā)起，各界知名人士爭先參加，不久省議會及各團體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滬同鄉(xiāng)及省外湘籍學生，群起而響應。張敬堯民憤太大了，湘紳熊希齡、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溫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后，“全國和平聯(lián)合會”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驅張運動。

驅張運動是民國特別是湖南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

民國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譚延闿發(fā)出通電，喻湘人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還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請愿團分為二組，一為學生請愿團，控拆北兵侵占學校，停發(fā)教育經費，驅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為各界請愿團，陳述張敬堯縱兵殃民及貪污搜刮種種事實。

北京當局答復請愿團說“易督事的困難關鍵在于湖南是軍事前方，恐怕牽一發(fā)而動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選派一個省長分張敬堯的權，可是這一點也難于辦到，政府覺得愧對湖南。”

前吉林省長郭宗熙當場反駁說“現(xiàn)在是責任內閣，責任內閣就談不到慚愧二字。”

這時國務總理還是靳云鵬，靳雖想換張，卻有心無力，面對湘人的責難，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請愿團的領銜人范源濂，控述完張敬堯禍湘五大罪狀后，悲憤地說“如以湘省為中華民國之土地，湘人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則請先去禍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范源濂曾兩度出任教育總長，是教育界的泰斗級人物，他出來發(fā)聲，自然不同凡響。

他自己把呈文遞到徐世昌手里，聲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實，愿受反坐處分。

這時候的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靳云鵬一樣，除了無奈的搖頭，也同樣有心無力。

北京政府既然無法撤換張敬堯，請愿驅張也只能是毫無結果。

吳佩孚雖然贏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卻撤防北歸。

湘人呼天無路，請愿無效，最后只好訴諸于湘軍一拼了。

這時的湘軍實在可憐，餉械兩缺，番號也只是正規(guī)軍一師和一些雜牌軍。

能用的槍支，合起來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彈更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們?yōu)椤敖谢姟薄?

吳佩孚撤防的時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決”。湘軍驅張的戰(zhàn)爭，他實在無法參與。

不過他認為湘軍是會勝利的，因為趙恒惕是員驍將，占天時地利人和。而張敬堯所部個個都打劫致富，軍隊一有了錢，自然不肯打硬仗。湘軍和湘人救鄉(xiāng)，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預測槍聲一響，張敬堯所部必定是毫無斗志，奪路而逃。

吳師撤防之日，湘軍即下總攻擊令，全軍士兵歡聲雷動，磨拳擦掌。為了節(jié)約械彈，趙恒惕下令非待敵人逼近，不許亂放一槍。

民國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軍開始總攻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湘軍占領祁陽、耒陽兩縣，前鋒進展到距離衡陽二十余里的東陽鋪。

湘軍兼程疾進，北軍果然聞風而逃。

湖南槍聲一響，段祺瑞馬上振振有辭地怒斥南軍“背棄信義，甘為戎首，破壞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討伐。

徐世昌這一次很強硬，在他看來，湖南所發(fā)生的問題，是湖南人民反對張敬堯的高壓殘暴統(tǒng)治，幾年來呼號奔走驅張沒有結果所致。這只是一個地方反對一個個人的局部問題，與南北戰(zhàn)爭無關，拒絕發(fā)布討伐令。

由此可見，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也并非是一無所獲。所謂量變到質變，雖然沒有引起質的變化，但對量的變化是有貢獻的。

段祺瑞說不動北京府，便指使陜西、甘肅、山東、安徽、浙江五省督軍發(fā)出聯(lián)名電，不但催促明令討伐湘軍，而且提出“吳軍甫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