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細致的工作又有點兒撓頭。但是，蔡元培儒厚的風格、赤誠的人格和親和力已經足以使他得到諸多同志們的敬重了。

北大學者張寄謙曾這樣評價蔡元培“縱觀晚清數十年間，以名翰林而毅然拋棄前程、背叛本階級、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畢生堅持愛國事業的，僅蔡元培一人而已。”

再放大里說，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間科舉制度下產生的翰林何其多。但主動參加革命黨，去“革”給予自己身份、名位的封建秩序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數不出第二人。于是，這一問題，引發了諸多思考。

亡國滅種的危機無時無刻不刺激著心懷天下的有志之士，去探索挽救危亡的出路。但一般而言因各人生活環境、個人經歷和所受教育及社會地位的不同，其所選擇的救亡道路各不相同。

以辛亥革命時期的新式知識分子為例，出身于中上層家庭且具有科舉功名者，身處“體制內”的他們一般奉日本、沙俄或者英國經驗為改造中國社會的圭臬。而視反清革命為畏途，這些人一般主張在現成體制內進行社會改良。

而出身于中下層的新式知識分子，他們改換現實的意愿更為強烈，多奉美國獨立革命、法國革命道路為楷模，很多人走上“體制外”的激進改革，即暴力革命的道路。

按這個規律說來，蔡元培無疑是一個大大的例外。

蔡元培是以名翰林的身份投身到推翻現政權的暴力革命。前邊說過，在封建社會，取得翰林的身份，也就意味著已躋身統治階層的中上層。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對于一個以光耀門楣為平生大愿的普通讀書人來說，到這般地境幾乎是登頂造極了。尤其自清中葉以后，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督、巡撫這些權傾一時的職位多是由翰林出身者擔當。翰林的前途，即使不是督撫重臣，僅僅終老于翰林院也足以譽滿天下。

而蔡元培恰恰是年紀輕輕就具備了這樣的名分。

能在自己正春風得意之時，投身到反清的民主革命中，甚至以文士之身投身革命暗殺活動，這不能不令人慨嘆。或許，越是優秀的知識分子，越能超越自己的身份、名位、時勢來接人處世，就越是具有獨立的人格。蔡元培就是如此。

這也應了恩格斯的那句話，最先的抗議往往是從統治階級內部發出的。

在很多人看來，蔡元培能基于大義而跳出自己的身份、名位，從根本上來講，仍然來自于他在儒學熏染下形成的品質，所謂“經世致用”的理念。一般說來當中央政權強大、社會民生平穩安定時，也就是所謂的“治世”，儒士的經世觀念就隱而不彰。而一旦社會危機四伏、衰弱、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際，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意識就會被激發出來。這種意識甚至可以使人能夠義無反顧，舍生而取義。

蔡元培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最激烈動蕩、國家最衰微的時代。他的青壯年時期，在中國發生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以及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足以撼動國本的大事件。風雷激蕩的社會狀況強烈激發了蔡元培內心深處的憂患意識，也為其經世思想的實踐了歷史條件。

此一時期，一大批有影響的儒學思想家，如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姚瑩、何秋濤等，以治國平天下自許、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在當時中國思想學術界形成了蔚為大觀的競相追求新知的盛況，為蔡元培汲取經世思想了豐富的思想養料。

蔡元培受龔自珍影響尤巨。他自1888年即開始研讀龔自珍的著作，“自戊己來，讀定庵先生文，喜而學之”，故反復閱讀并作詳細讀書札記，對龔自珍的思想、行文風格十分熟悉。龔自珍主張“更法”，蔡元培則強調社會由“據亂世”過渡到“升平世”，必須有量的積累，也隱含著“更法”改革的要求。時人有評，稱蔡元培可謂當代的龔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