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來代替，這就破除了兩千年來中國傳統的封建教育兩條不可動搖的信條，體現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和民主精神，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軍國民主義和實利主義要求注意軍事和實業。

蔡元培說:“夫軍國民教育者，與社會主義侯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借武力，勢難恢復。且軍人革命以后，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也。”

這是清末富國強兵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在公民道德一條，他要求以法國革命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愛作為道德的要旨。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孫中山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隨后的2月15日，南京的民國參議院如約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南方方面對袁世凱最大的疑慮是其能否真正維護中國的共和政體，于是向袁開出了三個條件臨時政府首都設在南京；新總統應到南京就職；新總統必須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相關法律章程。

而“歡迎”袁世凱到南京就職的艱重任務被分派給了蔡元培，他被委任為“迎袁專使”，與外交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法制局長宋教仁以及汪精衛等一批南京臨時政府要員一同北上，以示隆重。

袁世凱清楚地知道南方臨時政府的意圖，知道他自己一去南京，就將受制于革命黨人，所以是絕不會輕易就范的。這時，各國的列強也反對中國把首都南遷，怕損及他們的在華利益，他們支持袁世凱，這樣他們的在華特權將會被最大限度地保全。

這不是一個風光的差使，蔡元培自己也知道，“此行人人知不能達成目的”。朋友們紛紛勸他辭去這個任務為佳。但是蔡元培說，“我不去，總須有人去，畏難推諉，殊不成話”。

果不其然，蔡元培一到北京，有許多所謂的“人民團體”找上門來，向南方臨時政府代表團“請愿”陳情，說首都不能南遷、袁世凱不能離開北京，否則會發生社會動亂。

不久，在北京的一些軍官和士兵“真的”發生了“兵變”，一時間滿城風雨，似乎北方的局面非袁世凱留在北京不能控制。其實，這些都是袁世凱和他的手下指使的，為的是攪亂局勢，向身處北京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示威，也向南方臨時政府施加壓力，制造留在北京的堂皇理由。

肯定的說，和袁世凱這樣的政客玩手段，耍陰謀詭計，蔡元培這樣的書生肯定不是對手。但如果說，作為南方專使的蔡元培，一點也沒有發現這袁世凱背后的這些小動作，也未必是事實。當然，也肯定不像外間人以為的那樣，蔡元培為袁世凱的種種手段所蒙蔽，以至于后來主動幫助袁世凱達成其心愿。

蔡元培對袁世凱其人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辛亥革命起事八天后，他有一封信給吳稚暉。

這時，他已從德國報紙上得知，清廷啟用久經罷黜的袁世凱重掌軍政大權，他在信中，特別提到清廷啟用袁世凱這件事，并發表他自己的見解。

蔡元培說，聽了這個消息，使他對于革命前途“之十分樂天觀，生一頓挫”。他繼續寫道“弟以為袁世凱者，必不至復為曾國藩，然未必肯為華盛頓，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壞革命軍，而即藉此以自帝。”

也就是說，蔡元培判斷袁世凱其人，絕不會像曾國藩那樣基于禮教思想而效忠清廷到底，但也沒有美國的國父華盛頓那樣高潔的人品，為了國家而甘愿放棄個人名位，而會為個人野心破壞革命事業，乃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