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的以上演講中，他開宗明義，提出一所大學首先要明確它的性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而不是人們升官發財的階梯。作為學生在學校中應該關注的是知識的學習，而不應該片面地注重分數的高低。在研究學問之外砥礪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質和修養也是大學生所必需的。同時，作為學校之主體的師生應該建立一種互敬互愛、互相勸勉的關系。

此后的1917—1923年，被認為是蔡元培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他由此無可爭議地被奉為全國學界的領袖。

哪個新上任的校長不說些激昂話，蔡元培的講演雖然很令北大的師生耳目一新，雖然在講演現場，大家也確實亢奮過一陣子，但一次講演畢竟只是一次講演，熱情總會消退，亢奮總會平復。

在大家想來，學校還能怎么樣，還不是江山依舊嗎？所謂生活還得繼續。也就是說，對于新上任校長的就職演說，大家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但是，很快發生的一件事，讓大家不能不對新來的校長刮目相看。

開學典禮沒幾天，學校大門口的告示牌出了個通知“以后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過去，學生有事找校長，要恭恭敬敬的寫呈文，校長有批示，公諸告示牌上。呈文和公函可不是文字游戲，這里邊的差別可是大了去了。

呈文是下對上，是學生對高高在上的校長的頂禮膜拜。公函是表示，雙方是平等的。自由、平等，博愛，受過民主熏陶的人就是不一樣。這位新校長可不僅是你給他行禮，便客客氣氣還禮那么簡單。他真的是在奉行人人平等，那怕是學生和校長。

呈文和公函的另一個不同是呈文可以無視，可以不理睬，校長愿意答復便答復，不愿意答復就石沉大海。所謂沒有理由沒有原因，就是校長不愿意，誰也沒辦法。公函可就不一樣了，是必須有答復的。

人是需要被尊重的，被尊重的感覺當然不一樣。毫無疑問，只有在受尊重的環境下，才能培養出獨立人格的人。

一個呈文和公函，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也許實在不算什么，而在當時的北大校園，引出的巨大反響，自然是今天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

但是，比起新來的校長接下來的一個重大舉措，呈文和公函這等事還真是小事一樁。

蔡元培所采取的這一重大舉措就是民主治校。徹底改變以往那種大學的校務由校長、學監等少數人對學校的獨裁統治。

具體作法就是設立了“北大評議會”，以之作為全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負責制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法令，以及學科的廢立，學校的預算、決算等。

這個“評議會”主要由教授組成，校長和各專業學科的學長為當然評議員，其余評議員則由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各推舉兩名教授擔任。評議員的任期為一年，期滿后即進行下屆選舉，連選可以連任。從1919年底之后，評議員的產生則改為按名額分配，即每5名教授中可投票選出一個評議員。

北大的第一屆評議員有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文本科教授代表胡適、章士釗，文預科教授代表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教授代表秦汾、俞同奎，理預科教授代表張大椿、胡濬濟，法本科教授代表陶履恭、黃振聲，法預科教授代表朱錫齡、韓述祖，工本科教授代表孫瑞林、陳世璋。

前邊說過，蔡元培在主持愛國學社時，學社最富特色之處是學生自治制度。學生在校內享有很大的權利和自由。住宿生實行自治制，設有評議會，監督學校行政和學生操行。這里實行的民主治校制度，固然是蔡元培的這種辦校思想的繼續，只不過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升華和進入更高層次。是他把從國外，學到的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