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年，在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岳王會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回國后，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這個時期，陳獨秀成為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他雖然沒有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1914年，出獄后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于家鄉的獨秀山。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翌年改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

這位以宣揚“德先生”和“賽先生”而著稱陳獨秀的到來，使很多人敏銳的感覺到了，蔡元培這位新上任的校長，整頓學校的決心和魄力。

而事實上 ，陳獨秀的任教，對北大教育革新的意義也確極為重大。他上任文科學長，催發了北大在文化革新方面的銳氣，尤其是他帶來了一份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后，以北大為依托、以《新青年》為陣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學人的革新力量，進一步推動了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

不久，經許壽裳和魯迅的推薦，曾任紹興教育會長的周作人應聘來到北大。由于時逢學期的中間，不宜開設新課，蔡元培先安排他到附設于學校的國史編篡處任職。新學期后聘其為文科教授，講授《歐洲文明史》等課程。

緊接著，曾繼嚴復之后被任命為北大校長而沒到任的章士釗，應聘為文科教授，主講邏輯學，并兼任學校圖書館的主任。

在此期間，蔡元培曾函請吳稚暉和汪精衛等人，希望他們來擔當學監和教學等工作，但他們都因故而未能前來，只有李石曾“惠然肯來”做了生物學教授。

這一年的8月，從美國學成歸來，因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爆得大名”的胡適，應召而來，被聘為文科教授。這是繼陳獨秀之后，又一讓北大校園產生較大反響的人物。蔡先生因聘到胡適而愈加興高采烈。他認為胡適“真是舊學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個人”。

9月，曾在北大代課的錢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劉半農，先后出任文科教授。

11月，經章士釗推薦，李大釗進入北大擔任了原由章兼任的學校圖書館的主任。圖書，是大學的重大資源，同樣需要能者打理。

一時間，在蔡元培的網羅下，除了已經提到的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章士釗外，魯迅、高一涵、沈尹默、吳虞等新派人物也都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師資陣容，令人嘆為觀止。

這批大師級的人物，不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專、學有所長。客觀地說來，這些人物其各自的貢獻，不是蔡元培和北大一個學校能夠容納的。但如果沒有蔡元培和北大，他們也將無法匯聚在同一個旗幟下，各自也難以發揮那么大的，影響社會思潮的能量。

不能否認，是蔡元培給這些人了北大這樣一個寬闊而高聳、得以施展所學的平臺。

大量引進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著蔡元培排斥“舊人”。很多思想守舊但是傳統國學功底深厚的學者也同樣受到蔡元培的重視，例如黃侃、劉師培、辜鴻銘、黃節、崔適、陳漢章、屠寄等人。

這時北大的文科老師中，一大批學術建樹頗豐的新老學者囊括其中，如馬敘倫、馬裕藻、朱希祖、陳大齊、陳介石、陳垣、孟森、杜國庠、馬衡、吳梅、章士釗、劉文典、陳寅恪、徐悲鴻、楊昌濟、沈兼士、馬寅初、陶孟和、王寵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領導下也像文科一樣人才濟濟，著名的教授學者有李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