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下旬，北大總務長蔣夢林，原教務長顧夢余等人趕來天津。他們應該是聽到了蔡元培要再次赴歐洲的消息，專程來見蔡元培的。所談的核心話題，是如何維持校長出走后的學校局面。

不久，蔡元培離開天津赴上海。暫住在科場同年好友，商務印書館的主持人張元濟的寓所。

在上海，蔡元培的活動范圍大為擴展，他的思想也開始逐漸擺脫來自北大校務方面的纏繞。他首先聯絡國民黨內的同志，先后與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聚談。

此時在廣州的孫中山委托北大教授石瑛，轉至蔡元培一涵，請他來廣州，共商軍政要務。

蔡元培復涵，以兒輩將赴歐洲留學需要照料和自己擬撰一書須赴歐洲收取資料為由婉言推脫。

他在信中，特別提起現在“軍務倥惚，麾下所需要的，自是治軍籌款之材，陪于此兩者，實無能為役。俟由歐返國，再圖效力，當不為遲”。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 與光復會和同盟會均有很深的關系，可謂江浙一帶知識分子的革命黨人的代表人物。在“二次革命”、反袁世凱等重大歷史關頭，總的說來是一直與中山先生共進退的。只是對孫中山以護法為旗號的另立南方政府之舉，他是不太贊成的。前邊提到過，1922年間，北方“法統重光”之后，蔡元培曾公開領銜發表通電，要求孫中山結束護法，共謀統一。

此舉曾招致南方陣營一片聲討，章太炎曾很不客氣的公開斥責蔡元培是“事身偽廷”。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期間，盡管具有國民黨的背景，但面對諸多問題的表現，則更像是一個自由人。這也許就是他深得自由知識分子們擁戴的原因。此時，他婉拒孫中山的邀請，應該是與這自由人的慣性思維有關系。

在國民黨內，就人際關系而言，蔡元培與曾經旅歐的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張繼等人相對來往要密切一些，在志趣上也有不少的共同點。特別是與早期的汪精衛，關系似乎要更近一些。

蔡元培來到上海，安頓下來，首先拜訪的是汪精衛夫婦。他們的回復孫中山的信函，也是請汪氏轉交。

隨后，汪精衛給回紹興家鄉小住的蔡元培，發了一信函。

內言“茲有懇者，蔣君介石，為十余年之同志，現任大本營參謀處長。蓋自六年以來，粵中軍事計劃大半其手創，為中山先生軍事輔佐之數一數二之人才也。去年喪母，曾托銘乞先生為作傳略。銘迫于事，忽忽不果。今渠復生此請。銘前曾已為作墓志銘。以蔣君之位為人，及其太婦人之賢行，是可不辱先生之筆墨，如承俯允撰就寄下，以便轉交，不勝感荷。”

蔡元培是否應汪氏所請，為蔣母撰寫的傳略，如今已難以查考。但蔡元培開始知悉或留意黨內新秀蔣介石其人，汪氏此信無疑起到了中介和提示作用。

在上海，蔡元培訪唔了一些文化教育界的舊友。此期間，曾前去探訪國學大家王國維，王不在，留下一信。王見信來訪，隔日蔡又回訪，二人是做了一番長談的。

據蔡元培日記記載“看靜安，彼對于西洋文明很懷疑，以為不能自救（因我已告以彼等已頗覺悟），又深以中國人不能防輸入為慮。我詢以對于佛學之意見，彼言素未研究，詢以是否取孔學，彼說大體如此。彼以為西人之病根在貪不知止，彼以為科學即可做美術觀。萬不可應用于實際。”

蔡元培的記載雖然很簡略，卻“頗得精要”，同年晚些時候胡適也同王國維有一番密談，胡適日記摘錄王國維的觀點所記，與蔡元培所記相當的吻合。顯然，王國維的西洋觀與蔡胡等北大派明顯相左，但看重王的學識的北大當局，卻從1918年起連續四年，苦苦相邀，直至靜安先生應允擔任通訊導師。

“北大視王為純正學者，余所不計，而王視北大為學術與政治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