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何能鼓同仇敵愾之精神？欲求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諸自由，嚴禁非法拘禁人民，檢查新聞。并望即日釋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學校師生許德珩等，以重民權，而張公道。”

經(jīng)過近半年的醞釀和籌備，1932年12月18日，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林語堂等發(fā)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在上海的《申報》上聯(lián)名發(fā)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言》。

12月30日，蔡元培在上海華安大廈主持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告“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由宋慶齡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楊杏佛任總干事，林語堂任宣傳主任。

蔡元培在記者會上說“我等第一、無黨派的成見，……第二、我等無國家的界限……第三、我等對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無甚區(qū)別。未定罪的人，其人權不應受人蹂躪，是當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救濟的必要。至于已定罪的并不冤的人……對于當其罪之罰，不能不認為當然，而不應該再于當然之罰以上再有所加。……希望諸君對于普遍人權保障，能超越國家黨派的關系……”

1933年2月，蔡元培在上海的一個青年會活動上，做了以《保障民權之過去與現(xiàn)在》為題目的演講。

他引述《論語》《孟子》《左傳》《國語》等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的觀點和典故，說明要想國家統(tǒng)一興盛，掌權者必須保障民權，允許人民議論國是，乃至于違抗當權者的錯誤施政。蔡元培引用周厲王禁“腹誹”、秦始皇“焚書坑儒”、漢代“黨錮之禍”導致滅亡的歷史，告誡南京的國民黨當局引以為戒。

“在這國難時期，我們欲圖抵抗，這也沒有，那也沒有，其所以沒有的最大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培植人才，不是容易的事，原有的就嫌不夠，還要求他多起來，哪能再去隨便捕殺、隨便摧殘呢？”

蔡元培并不僅僅是站在道義和人權的立場上，而是從一個思想家的思維來考量。在他看來，只有給人民以自由和權利，他們才會更加自覺的保家守土，為國奉獻。反之，收緊人民的自由，不敢讓人民有權利當家做主，這樣的作法則是短視和愚蠢的，這將使人民對國家的義務感大大削弱，從而從根本上削弱建設國家和保衛(wèi)國家的動能，與“救亡圖存”的旨趣完全違背。

當他游歷西方列強時，他感到，正是這些先進國家對民權的重視，使得這些國家的民眾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有更強烈的責任感、義務感。換而言之，蔡元培始終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強大，他有一種強烈的意愿要振興中國的民權事業(yè)，而不僅僅是基于執(zhí)政者的利益而維護國家的穩(wěn)定，他要以保民權來促進民族的凝聚力、振興國家，而絕不僅僅是從道義的立場。這就是他在思想深層面的邏輯。

從此，積極地為國民黨治下的中國民權事業(yè)奔走鼓呼，成了他十分重要活動。

1933年1月，江蘇鎮(zhèn)江《江聲日報》編輯劉煜生，被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以違背《出版法》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據(jù)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將他槍殺。不久又傳出《時事新報》駐京記者王慰三被槍殺，新聞界人人自危。

2月1日，蔡元培在華安大廈召開民權保障同盟新聞發(fā)布會，發(fā)表宣言譴責“此種蹂躪人權、破壞法紀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證明顧祝同為實質上與北洋軍閥毫無二式、亦即為我全國人民之公敵”。要求國民黨政府即將顧祝同免職懲辦，并務使以后不再發(fā)生同類事件。

這年3、4月間，蔡元培為營救被國民黨政權逮捕的羅登賢、廖承志、陳賡等人積極奔走。

5月14日，著名女作家、“左翼作家聯(lián)盟”黨團書記丁玲及哲學家、文委書記潘梓年在上海丁玲寓所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并被押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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