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3歲時，馮順弟毅然將他送往上海求學，對于胡適來說。這當然是他人生極為關鍵的一步。

微州世代相傳有一句俗諺:“前世不曾修，出世到徽州。養到十二歲，爺娘把外丟。”這里的“把外丟”是送男孩出外學徒經商，也可以說是外出謀生。胡適是不一樣的，是外出求學。比起絕大多數的徽州男兒，胡適要幸運得多。

但胡適能外出求學，并非易事。說是他母親的“決定”，其實只是他母親決定了出門的具體行程，在讓不讓胡適出門去上海念書這個問題上，家庭里是有過一番討論的。

據胡適自已的回憶:“我十一歲的時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今年十ー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和三哥始終沒有說什么，……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權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

那個時候，胡適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在外經商的他的二哥。

有書這樣寫道：“一天，他（胡適二哥）對母說：‘我想帶弟到上海讀書，未知放心否’母說：‘好，哥哥帶弟弟外出讀書，我哪有不放心的通理呢’于是就做了決定。”胡適說這種說法很輕松，但很不可靠。肯定的說，他的二哥對此是很不情愿的。

如胡適所說：“二與三的看法是一樣的，只不過三是輕地表示了否定，二哥因家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可不謹慎一些，故爾他‘始終沒有說什么’，母親是沒有決定權的，她提出這個建議心里便是戰兢兢的，她完全知道二哥哥的意圖，但仍是硬者頭皮提出來了。”

胡適母親認定這是決定胡適未來前途的關鍵一舉。

其實，胡適出門上海求學原不算是什么過分要求。父親在世時，其二哥三哥都出門到上海求學過，都進過后來胡適進的那所“梅溪書院”，都做過上海南洋公學的師范生，都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這在一鄉紳兼官僚的家庭里原是一件不用討論的事，只是其父親死后，大梁倒下，家庭財政發生危機，故爾小兒子胡適的出門便成了問題。

胡適的二哥包括三哥應該是考慮到這一層，似乎也不應反對胡適出門去上海，盡管已經拮據的家里還要拿出一部分錢來供胡適交納學費與飯費。在其二哥點了頭的前提下，他母親才敢“定”胡適搭三哥看病的伴一起去上海。

在決定胡適出門去上海求學的同時，母親又作出了項相應的重大決定:為胡適包辦了婚煙一一與江冬秀締結了婚約。胡適、江冬秀的婚姻是雙方的兩位母親共同拍板的，拍板的時間恐怕便是江夫人呂賢英到中屯親自相看了胡適之后。

胡適《新婚雜詩》之二:“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村屯簫鼓，有個人來看女婿。匆匆別后，便輕將愛女相許。”正指的是這次歷史性的會見與決定。從這首詩最后幾句“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新墳，斜陽凄楚！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人訴，阿母臨終語”來看，胡適對他的岳母還是懷有一腔敬意與歉意的，盡管他對這樁婚姻并不是十分滿意。

胡適說：“她只有我一個兒子，只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看我出門時，不曾掉一滴眼淚。”

慈母的愛已經不能再蔭庇自已的兒子，不能親自在兒子的社會奮斗與入世掙扎中幫他忙了，她只能默默地向天祈禱，只能無聲地等候，等候他的兒子成就他老子那樣的事業的一天。

胡適終于走出了徽州的層層巒疊，告別了上莊的綠水青山、田壟村舍、石橋水碓，告別了他家的“八字門與“來新書屋”沿著腳下的石板大路一步步走向一個陌生廣漠的新世界。去尋找他自己的燦爛光明的人世前程，去完成他自己轟轟烈烈的歷史使命。然而這時刻，胡適對徽州外面的那個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

告別了母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