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說：“總教習說你強辯，說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卻能補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適聽了這話，自然也生氣，于是當即寫了一封信給白振民，陳述事情緣由，又引余同學的話，加以辯白。

白振民讀了胡適的信更加生氣，認為胡適竟引旁人的話來詰責，“氣焰甚盛”，次日對胡適道：“此語我未嘗說，你從何處得來？若是教習說的，我辭退教習；學生說的，我開除學生！”胡適便據實說是余成仁說的。

白振民道：“我不曾對余成仁說胡洪骍一個字，可證也。”

胡適又去詢問余成仁，余成仁道：“這是我解釋白總教之意之語，他說不曾對我說你一個字，此則大謬，他確實說過你找借口的話。”

于是余成仁與白振民對質，白振民不再堅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個字了，而改口為“我實說你但無病不病之語耳”。胡適天真地以為事實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結了。他不知這一回合以他小勝，白總教怎能咽下這口氣！

次日，告示牌又掛出來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誣蔑師長之咎，應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語。胡適在日記里將白總教的言行說為“無理取鬧”，又寫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誣蔑，就不會耗費筆墨來辯解，而會當眾陳述事實使他難堪。

大概胡適將這意思又寫信給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掛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無此等無秩序之事否？若有之，應由何人擔其責任？”

胡適見了，在日記里將此斥為“尤為無理”，并以“事之有無，當視學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擔其責任，則當視此事之性質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適收到二哥的來信。原來，前一天白振民與胡適不約而同地就此給嗣秬寫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適一狀，信中有“將此不悛，將不能顧私情而妨公益”等語，總之嗣秬即使沒將白振民的信轉寄胡適，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話，被胡適視為白振民“痛詆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細分析誰是誰非，對弟弟也未深責，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為之。天下事，實至名歸，無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勵庸人。弟當以圣賢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這樣一說，頓時使胡適站高一線，心胸開闊，也就愿意聽從二哥的話，委屈自己，寫信向白振民“略陳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懸出告示牌，略謂“胡洪骍自陳悔改，姑許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瀾也就歸于平息。可是胡適既非真的“悔過”，他在日記中寫道：“1906年5月19日，嗚呼，幾許筆墨，幾許口舌，直為爭一副光耀之面具之價值耳！”

白振民爭到了面子，胡適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剛好嗣秬又有信來，“諄諄以輕妄相戒”，胡適即把信拿給同學們傳閱，實際上帶有告訴大家他妥協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為了挽回一點面子。

但經此一事，胡適在二哥的一再教導下，對自己也進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記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鹵莽、責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過兩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學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適在日記里寫道：“1906年7月16日，今日暑假謁圣后，學生皆出校矣，忽見一牌示謂‘余成仁既自命太高，應聽其別擇相當者入之，下學期毋庸來校’云云。蓋昨日事之結果也。成仁往詢其‘自命太高’之語何所見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則作為我恭維汝之語可也’云云。”

胡適日記對這件事語焉不詳，十來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記”也結束了。25年后，胡適作自傳《四十自述》，中間有段寫道：“我在西一齋做了班長，不免有時和學校辦事人沖突。有一次，為了班上一位同學被開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議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