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農場經驗？”

我答：“沒有。”

“難道一點都沒有嗎？”

“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

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

我又說：“就是因為沒有，才要來學呀！”

后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

我說：“沒有。”

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于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于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著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

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學記》，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唯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科，于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上課倒沒有什么，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入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青的……形狀有圓的、有長的、有橢圓的、有四方的……。要照著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么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

弄了兩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頭一看，呀！不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為他們比較熟習，查查冊子后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

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么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為科學的農學無用了，于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那么，轉系要以什么為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要？

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用什么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么？國家需要什么？中國現代需要什么？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著自我的興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興趣在什么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是什么？問我能做什么？對什么感興趣？我便照著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

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于達成愿望。

在文學院以哲學為主，英國文學、經濟、政治學之門為副。后又以哲學為主，經濟理論、英國文學為副科。到哥倫比亞大學后，仍以哲學為主，以政治理論、英國文學為副。

我現在六十八歲了，人家問我學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么？我對文學也感興趣，白話文方面也曾經有過一點小貢獻。在北大，我曾做過哲學系主任、外國文學系主任、英國文學系主任，中國文學系也做過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學院六個學系中，五系全做過主任。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么，我剛才講過現在的青年太傾向于現實了，不憑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選課。

譬如一位有作詩天才的人，不進中文系學做詩，而偏要去醫學院學外科，那么文學院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