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路擺在胡適面前：一是迎難而上，認真鉆研農學，提高成績，拿到畢業證；二是認真反省，審視學農對自我成長之價值及意義所在。選擇是困難的，胡適在兩條路之間徘徊良久，最終選擇了第二條路。在康奈爾大學附設的紐約州立農學院學習了三個學期后，胡適終于下決心改變所學專業，轉入到該校文理學院。

“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么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為科學的農學無用了，于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于達成愿望。”

改習文科，雖是由興趣所致，卻也含有他“執筆報國”的心愿。就在轉習文科的這年9月，胡適把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第一次譯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報》上。后來五四文學革命時，又恢復《最后一課》原名，收入他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列為首篇。從此，這膾炙人口的愛國名篇，因胡適用白話譯出，便影響特大，在中國傳誦數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譯了拜倫的《哀希臘歌》，其詞慷慨哀怨，也是激勵人愛國之心的名篇。這些表明胡適愛好文學，他從事外國優秀文學的翻譯介紹，為的正是要“以此報國”。

康奈爾大學設有“布朗寧征文獎”，以紀念英國19世紀詩人（維多利亞時代詩人） 羅伯特?布朗寧r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適寫了一篇論文《論英詩人布朗寧（胡適譯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作為應此獎的征文。

5月7日揭曉，胡適竟得了獎，獲獎金50美元。他以一個外國留學生獲得這項布朗寧征文獎，在學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報紙也作了報道和評論，各大城市報紙又加以轉載，甚至登在著名的《紐約時報》上。于是，影響便大了，一些相識的人都先后來祝賀。

胡適當然也特別地的亢奮，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為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

顯然，胡適是把個人爭得的榮譽，同為祖國爭榮譽聯在一起了。

對于年輕學子，選專業，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此，我們不妨聽聽胡適1958年6月5日在臺大法學院的演講——

校長、主.席、各位同學：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為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

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課程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于是只好采取調和折中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于是就決定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

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且不收學費，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我剛才說過，我家破了產，母親待養，那時我還沒結婚，一切從儉，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另一是我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也許可以有益于國家。

入校后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

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