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的事情，基督徒宣傳福音的時候，切忌的是，可以始于感情，但一定要終于真理，而非繼續靠感情作為信徒來教會的原因。始于感情牌的，也會終于感情。作為教會，應該明白，感情牌，是一個小技巧，而非一個大手段，如果信徒來教會是因為舍不得和離不開，或者不得不屈從于一種感情，那么，這個信徒將在理念上扎根不穩，容易在教會人事變動后離開教會。

問題在于，基督教能“終于真理”嗎？

此時的胡適已經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初來乍到的迷茫已經被正常的學生生活所取代，對他來說，宗教的安慰功效已經有所減弱。在最初的甜蜜期后，對教義的理性反思逐漸占據上風。

對于胡適對基督教的信仰轉變過程，不難發現，胡適的基督教信仰分為兩個層面。一為情感撫慰與社會教化功效層面，在這一層面上，胡適信仰基督教。 二為教義層面，也就是宗教哲學層面，胡適則對基督教持有批判態度。若以這兩個層面來看，胡適的基督教思想從來就沒有轉變過，只是由于所處的環境變化，使得在美國的最初一段時間內第一層面蓋住了第二層面而已。

只是隨著深入研讀《圣經》，以及在美的生活學習逐漸走上正軌后，第二層面的理性反思才逐漸起主導作用。

但自始至終，胡適對于基督教第一層面的社會教化功效都是予以肯定的，正如《胡適口述自傳》中所寫：“我一直欣賞圣經里所啟發的知識。” 他甚至將自己的一個兒子送進了“教友會”的學校。但在宗教或哲學層面，胡適又確定地說：“直至今日我仍然是個未經感化的異端。”

胡適遍讀《圣經》，卻最終與基督無緣，其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但從根本上來說應歸結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源自西方的其他文化或理論對他的影響，另一方面可稱之為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來自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胡適最終選擇與基督教分道揚鑣。

關于西方理論對他的影響，就不得不提及實驗主義、存疑主義與近代一系列自然科學的發展。胡適無法成為基督徒是因為他是杜威的學生，他無法接受教會的洗禮是因為在他的時代，他已經接受了自然科學的洗禮。這些自然科學中，影響胡適至深的便是與“上帝創造宇宙”完全對立的進化論。胡適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證明，“適”字便出自當時最為流行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中“適者生存”的理論，而杜威的實驗主義更是影響胡適宗教思想的關鍵所在，他總結到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便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對于沒有充分證據的事絕不可信。

基督教最為強大的精神動力便是用上帝這個外在的價值源頭來鞭策和引導人間。信仰上帝使惡人悔改，顯示出基督教強大的道德教化功能。西方各個領域都有著這種基督教精神的滲透。而在胡適所在那個年代，他對于西方文明的仰慕與崇拜是顯而易見的，他一心想要做的便是用西方文明的長處來再造中國文明，而西方文明處處有著基督教精神的滲透，所以他對基督教的現實功能是認同的。

但基督教這種外在超越的宗教，有著一個根本的問題，那便是上帝的存在是一個假設，是無法被徹底證實的。這亦是基督教為何如此強調“信”與“不信”的原因。信便是一切，不信一切頓時毫無意義。特別是對秉持懷疑精神和無神論的胡適來說，實證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無法相信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

正如胡適對勸他皈依基督教的人所說：“你必須平心靜氣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種人確不能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他們的不能不懷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樣。”

胡適從小就受來自父親程朱理學的影響，無神論思想在他的心里深深扎根。他曾經在教會受到感動，但他的理性主義漸漸湮沒了生命的感動。

胡適雖然沒有成為一名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