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適早在同盟會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活動，大致屬于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還有就是，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適，毅然決定由農科（農學院）轉為文科（文學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件）的直接或間接誘導。胡適當年雖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卻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與自己的人生聯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為之服務。

胡適《嘗試集》的《文學篇——別叔永、杏佛、覲莊》中，坦陳了學成歸國前夜的心情：“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問？”

至于胡適晚年作“口述自傳”的時候，才相當明確地回憶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這一點，更是表明胡適在實際上完全承認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對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胡適說過：“中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來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因為那個頑固腐敗勢力的大本營若不顛覆，一切新人物與新思想都不容易出頭。戊戌（1898）的百日維新，當不起一個頑固老太婆的一道諭旨，就全盤推翻了。——我們若在滿清時代主張打倒古文，采取白話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彈本就可以封報館捉拿人了。——當我們在民國時代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頑固的勢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話文運動雖然時時受點障害，究竟還不到“煙消灰滅”的地步。這是我們不能不歸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這里強調辛亥革命為此后中國社會的“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無疑是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較為準確和到位的評價。

對于新建的中華民國，胡適還是愛護的。對種種損害民國的行徑，他都不能容忍。

當時，有一個叫布朗德j.o.p.bnd的英國人，從倫敦到美國來，四處游說，詆毀中華民國。布氏曾經在中國海關做過事，他的演說登在報上，有很大的欺騙煽動作用。

胡適讀了很氣憤，當即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布氏的讕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薩卡演講，講題是《中國的動蕩局勢》，胡適也去聽。布氏反對美國人承認中華民國，他說列強不能承認民國，因為民國還未為中國自己的人民所承認。

胡適聽了這話，站起來用英文質問布氏，有什么根據?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只好改口，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對于布朗德詆毀民國的言論，中國留美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頓、紐約與綺色佳的留學生，多有書信往來，商議抵制的辦法。

11月22日，中國留美學生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胡適在會上提出一項建議：

在學生會設一通信部，專門翻譯英美各國反對我國的言論，給國內各報紙刊登，“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由此可見他維護民國的誠心。

袁世凱坐上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以后，仍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來。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來，演出了一場尊圣祭孔的丑劇。1913至1914年間，袁氏先后頒布了幾個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條例。

胡適在美國看到，曾大加嘲諷，指斥袁氏“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又揭舉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謬誤，一一加以駁斥，說它是“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嘆”。當時，胡適雖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凱顛覆共和、恢復帝制的野心，卻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綱常淪，人欲橫流”，歸咎于國體變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禍，是一大謬誤。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dno，在美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