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并發表了《共和與君主》一文，為袁氏復辟帝制大造輿論。楊度、孫毓筠等緊跟著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加緊鼓吹帝制。

胡適從報上得知消息以后，寫了《中國與民主》及《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兩篇英文文章，分別寄給紐約《望》月刊和《新共和國》周報。

文章針對古德諾的謬論駁斥說：“古德諾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憲權威們認為，東方人不適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國相信，正是因為中國過去沒有民主，現在就必須有民主。年輕的中國又相信，如果第一個中華民國民主的生命較長，到那時候就會在中國建立起相當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體的政治經驗，盡管這個經驗還是不完善的，而到時候就可以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體的真正的意義。”

這時候的胡適，已經是公開為捍衛民主共和而辯護的斗士了。

袁世凱終于下令改元登極。然而，這個背叛民國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立即陷入了全國人民憤怒聲討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夢也終于破滅了，而且眾叛親離，楚歌四起，終于成了獨夫民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憂懼而死。

住在美國的華人也都奔走相告，額手稱慶。胡適說這真可謂是“千夫所指，無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