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體所限，故譬喻變而為稱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為主，使讀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轉(zhuǎn)忘其所為設(shè)譬之事物，則為拙矣。古人雖作百韻長詩，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與白香山“悟真寺詩”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長律則非典不能下筆矣。嘗見一詩八十四韻，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懶惰之人，不知造詞，故以此為躲懶藏拙之計(jì)。惟其不能造詞，故亦不能用典也。總計(jì)拙典亦有數(shù)類：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jù)。今取王漁洋“秋柳”一章證之：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fēng)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此詩中所用諸典無不可作幾樣說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學(xué)所以達(dá)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讀五車之書，然后能通其文，則此種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語，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語)，是其例也。今人言“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寫山高與天接之狀，而曰“西接(木巳)天傾”是也。

(5)古事之實(shí)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亂用作普通事實(shí)。如古人灞橋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種特別土風(fēng)。陽關(guān)、渭城亦皆實(shí)有所指。今之懶人不能狀別離之情，于是雖身在滇越，亦言灞橋；雖不解陽關(guān)、渭城為何物，亦皆言“陽關(guān)三疊”，“渭城離歌”。又如張翰因秋風(fēng)起而思故鄉(xiāng)之(艸專)羹鱸膾，今則雖非吳人，不知(艸專)鱸為何味者，亦皆自稱有“(艸專)鱸之思”。此則不僅懶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種種，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說也。

七曰，不講對(duì)仗

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故雖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間有駢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三排句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qiáng)刻削之跡；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聲之平仄，詞之虛實(shí)者也。至于后世文學(xué)末流，言之無物，乃以文勝；文勝之極，而駢文律詩興焉，而長律興焉。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然佳作終鮮。所以然者何?豈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長律之中，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學(xué)改良，當(dāng)“先立乎其大者”，不當(dāng)枉廢有用之精力于微細(xì)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即不能廢此兩者，亦但當(dāng)視為文學(xué)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wù)也。

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xué)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xué)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xué)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看上文第二條下。)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dá)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后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xué)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xué)正體。(明人因之。)當(dāng)是時(shí)，白話已久人韻文，觀唐、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及至元時(shí)，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余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fā)生一種通俗行遠(yuǎn)之文學(xué)。

文則有“水滸”、“西游”、“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