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11月，胡適與法學助教卜葛特討論“擇偶之道”，卜氏認為找對象應以“智識平等”作標準。胡適則認為：“擇婦之道，除智識外，尚有多數(shù)問題，如身體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惡，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獨重智識一方面也。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對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見此間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婦智識相匹者，雖大學名教師中亦不可多得。”

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進步，也真使胡適高興。他接家書，中說“冬秀已不纏足”，便立即寫信鼓勵，希望她“在家鄉(xiāng)提倡放足，為一鄉(xiāng)除此惡習”。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變了形，放得太晚，已無法改變小腳的模樣了。胡適因此而對舊習俗、舊禮、舊文化猛烈抨擊，對“小腳”尤其深惡痛絕，攻擊唯恐不力，大約與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經(jīng)歷也不無關系。

胡適在結婚前， 1917年夏天回國，曾去江村，想見冬秀一面。結果不但沒有見著，反而引起一些笑話來。

《胡適的日記》中說：“……我親自到江村。他（她）家請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見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臥房外，他先進房去說，我坐在房外翻書等著。我覺得樓上樓下暗中都擠滿了人，都是要看‘戲’的！耘圃出來，面上很為難，叫七都的姑婆進去勸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來，招我進房去。

“冬秀躲入床上，床帳都放了下來；姑婆要去強拉開帳子，我搖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來。這時候，我若打轎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時便僵了。我那時一想，此必非冬秀之過．乃舊家庭與習慣之過……回到家里，人家問我看見了新人沒有，我只說，見過了，很好。我告訴母親，母親大生氣，我反勸他（她）不要錯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傳說出去。人家問我，我也只笑不答。后來冬秀于秋間來看我母親，訴說此事。果然是舊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時確是危機—發(fā)之時……”

已經(jīng)是二十世紀的年代了，這位二十八歲的老姑娘還躲入床上放下帳子，羞見訂婚已經(jīng)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這在當時卻不能不作為一種趣聞，傳播四鄉(xiāng)。

幸虧胡適善于體諒人，還因此而寫信勸慰冬秀，說自己決不介意，她也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并約定這年寒假回來結婚。

結婚這天，胡家賓客如云，喜氣盈門。胡適是個新人物，要改革舊婚禮，提出了七條：不擇日子；不用花轎、鳳冠、霞帔之類；不拜堂，以相見禮代之；不拜天地；不拜人，以相見禮代之；不用送房、傳袋、撒帳諸項；不行跪拜禮。另外還有一條“親友送賀禮一概不收，惟可收賀聯(lián)耳”。其中“不擇日子”應該是指不選所謂“黃道吉日”，

那一天其實是胡適的陰歷生日。婚禮前胡適自擬另一對聯(lián)為“三十夜大月亮，廿七歲老新郎”。當天他正好滿虛歲27歲，“三十”乃是陰歷十七日，所以可以看見“大月亮”。

胡適的幾“不”基本做到了，只是由于母親堅持，在祠堂拜了一次祖先，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禮。婚后兩個月，胡適寫信給美國女友韋蓮司小姐，宣告“自創(chuàng)了婚禮的儀式”，除了廟見這一點，“我母親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

可是在《歸娶記》里，卻承認“此次婚禮所改革者，其實皆系小節(jié)”。

“吾國婚禮之壞，在于根本法之大謬。……根本的大謬為何？吾國婚禮，自稱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實若真能辦到這八個字，亦未嘗不有好處。今之訂婚者，皆取決于無目的算命先生，及泥塑木雕的菩薩。父母不敢自信其耳目，又不敢信媒人之耳目，于是委責于瞎子及泥菩薩。而不知婚姻之事，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猶恐不免他日之悔。況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靈于無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薩乎？此真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