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杜威的授課實際上奠定了中國教育學的學科基礎,培養了第一代中國本土的教育學者,這是他的理論能持續而深遠地影響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因素。

杜威對中國教育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是他的思想影響了一大批中國學者。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時直接指導及授課的學生包括后來的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教育家陶行知、中國幼教事業開創者陳鶴琴、北大校長蔣夢麟、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浙江師范學院院長鄭曉滄等，這些人把對杜威教育理念的繼承、發揚和改造應用于實際，他們的教育版圖從幼兒教育貫穿高等教育。

杜威來華講學，使“吾國教育界頓開一新紀元”。這一新紀元包括教育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教育理論方面，以杜威的弟子為核心形成了中國杜威教育學派，輸入了教育哲學的新學科，開啟了教育學科發展的新方向；在實踐方面，將杜威的思想應用于高等教育、社會教育和幼稚園教育，進行南高師的教育教學改革，創辦南高師附小、附中、鼓樓幼稚園、曉莊鄉村師范等中國式“杜威學校”，推進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現代化進程。

“學派”是由一個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隨者和實踐者而成的學術流派。杜威來華后，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師承性學派”。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華弟子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他們分別將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會教育與平民教育、幼稚園教育上得以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

如果說胡適是杜威哲學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那么陶行知可以說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論，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結合中國“五四”時期的社會現實，開展平民教育運動，創辦鄉村師范，將生活教育理論付諸實踐。

陶行知教育理論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與杜威一樣批判傳統教育與生活的脫離。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到陶行知這里成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顛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決的是教育與生活脫節、學校與社會分離的問題，提出的方案是為了更好地完善學校教育；而當時中國的現實問題，急需的不是完善學校教育，而是喚醒社會大眾的民主意識。因此，陶行知反對把目光限在學校教育改進上，這樣做太狹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書本的，與生活隔絕，其力量極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對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偉大，方不至于偏狹。”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就是要發揮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會辦成學校，去教育廣大民眾，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喚醒他們的民主意識。遵循這一思想，陶行知重視平民教育、社會教育。

1923年5月，他與黃炎培18781965、晏陽初18901990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還與朱經農18871951合編《平民千字課本》，通過籌辦平民學校、平民讀書處、平民問字處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論，這一方法不只是運用于南高師的教學改革中，還體現在他所創辦的曉莊鄉村師范學校實踐中，開展鄉村教育。“教學做合一”是對杜威“做中學”的創造性發展。

杜威的“做中學”只重視“行”，沒有其他。陶行知則從行知互動，“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闡釋知行合一于行，在認識論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學”。由此可見，陶行知不僅創造性發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貴的是，他結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將之運用到民主社會建設之中。

杜威來華講學既然作為一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歷史事件，其影響和意義是雙向的。一方面，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