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杜威夫婦到達天津，由胡適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后作了《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現代教育的趨勢》的演講，此后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學術機關團體演講，基本都是由胡適擔任翻譯。9月，北大正式聘請杜威為客座教授，為期一年，這中間胡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前邊提到過，杜威來華講學， 1919 年 5 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 年 7 月離北京回國。兩年多期間，曾在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 11 省舉行演講。在北京、南京兩地作系統講演，在北京高師、南京高師兩校講學。報刊大量發表其講演，如《新教育》雜志 1 卷～3卷各期均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理論，并刊出“杜威專號”。

北京晨報社出版《杜威五大講演》，兩年內印行十幾版。并出版北京高師和南京高師兩校學生的聽課筆記：《杜威教育哲學》和《平民主義與教育》。稍后，其《民本主義與教育》等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

《杜威五大講演》內容囊括了實驗主義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倫理學等思想。在杜威講學的推動下，當時的中國形成一股實驗主義的熱潮。幾乎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報紙雜志競相報道杜威的行程，連篇累牘地刊登杜威的演講錄，知識界紛紛撰文介紹、評論杜威的學說，各種各樣社團以及相應的報刊陸續誕生，各級各類學校大力試驗杜威的教育學說。杜威的大名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國土上到處傳揚。要知道，杜威來華正值中國政治上、思想上、社會上風起云涌之時，知識界正在進行“新與舊”的論爭，杜威的到來壯大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統學說更成為當時中國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教育領域的主導潮流，極大地推動了民主與科學的傳播。

近一百多年來，難以計數的外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傳入中國，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但杜威這樣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師，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親自來到中國講學，其停留時間之長，所到地域之廣，宣揚自身學說之豐富，產生影響之廣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國思想家、學者都無法與其相比的。

如胡適所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

1919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屆年會，達成共識要“以兒童為本位”以及“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指導思想進行學制改革。這一指導思想借用了杜威“兒童中心說”的教育理論，化用了杜威的“智能個性論”和“共同活動觀念和習慣學說”。

1922年11月1日，上述指導思想下的“新學制”頒布，史稱“壬戌學制”，該學制采用美國式“六三三”分段法，奠定了中國基礎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中國基礎教育新舊交替的分水嶺，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影響，中國基礎教育的教材選編上也打破了之前陳腐、學究氣、脫離實際、一成不變的局面，更多地從兒童的天性和愛好出發，關注現實，并講求實用性。而杜威的“活動課程論”影響了中國1920年代開始的課程改革，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學采用學分制和綜合課程制，與之配合則要求開設大量選修課。

教育學在中國大學中成為一門獨立設置的學科,發端于1920年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創辦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創立與一年前到訪中國的杜威實有密切的聯系,北高師既借助了“杜威熱”的影響,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師的授課,不僅是為了推廣其實用主義教育理念,更是為了將教育學這樣一門現代學科全面地介紹到中國來。deod edu原本就是作為大學教材編寫的,被來華講學的杜威選為授課教材主要也是基于這方面的